近代遺囑法未脫英國法學家梅因(Sir Henry James Sumner Maine 1822-1888)之法發展公式：從身分到契約(from Status to Contract)，由「為家之遺囑」演化至「為個人之遺囑」，遺囑法漸次由身分法之領域而移於財產法之領域。故現代遺囑制度之機能須同時兼顧財產法及身分法之要求，前者要為遺產處分之自由，後者則為被繼承人近親之照護。我國民法為達此二目的。主要設有遺贈及特留分制度。然遺贈須以遺囑為之，而遺囑之方式又頗嚴格繁複，致不絕為國民大眾所熟稔及善用。死因贈與行為具處分死後財產之經濟目的，因此，得否藉死因贈與制度以實現「遺產處分之自由」，為作者本文所關心及深感興趣之課題。蓋遺贈應非實現「遺產處分自由」之唯一手段。因遺囑制度係為實現「遺產處分自由」目的而設，不應反其道而行，為維此項制度而否定任何了實現該目的之手段。所應注意者，不論何種手段。於踐行遺產處分自由之同時，不能或忘身分法上「近親照護」（特留分制度）之要求。
本文秉上述中心思想而為死因贈與制度之研究，分七章論述，各章所論要旨簡述如下：
第壹章：簡述研究動機及目的，以及研究範圍及方法。
第貳章：透過法制史之研究，獲得如下之重要結論：死因贈與制度之源起固為處分贈與人死後之財產。但各時期關於此項制度之內容頗具差異，顯見死因贈與制度之具體內容。並無法理邏輯上之必然特性，反以法律政策之考量為重。此項結論支持吾人對我國民法上之死因贈與制度，得有自為解釋及設計之空間。並且法制史上曾出現之各項死因贈與特色，亦提供吾人解釋，設計之豐富參考。
第參章：於簡要介紹規範死因贈與之相關外國立法例後，本文經由日本法之比較研究，對死因贈與有異於國內通說之獨特定義，亦即除承認通說所謂「附停止條件之死因贈與」外，亦承認單純之「附始期之死因贈與」。立論所據為法制史及比較法之觀察，契約自由原則之貫澈，以及遺贈之「同時存在原則」不適用於死因贈與等理曲。
另外，本章第三節乃扼要比較與死因贈與相類似之三項概念，特別是「遺贈」及「繼承契約」，前者引致第肆章之詳細討論，後者則啟發吾人肯定未設繼承契約制度之我國，實有承認死因贈與制度獨立存在之必要（且其存在應有異於遺贈之特色）。
第肆章：因日本民法第五五四條明文規定：因死亡而生效力之贈與，依遺贈之相關規定。故死因贈與於何種範圍內得準用遺贈之相關規定，日本實務及學說多有爭議。本章一一探討，並赫然發現基於死因贈與及遺贈之相似性，並非即可導出死因贈與應準用關於遺囑能力、方式、效力、執行及撤回等規定之結論。死因贈與應堅守其契約性質而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贈與一節之規定。其中尤以「死因贈與之撤回」問題為最，本文認為：死因贈與生效前（即贈與人死台前），未曾作成書面（立有字據）者，贈與人得類推適用第四○八條規定而撤回，曾作成書面者則否。至於生效後（贈與人死亡後），贈與人之繼承人既不得繼承上述贈與人生前所有之「撤回權」，亦無直接類推用第四○八條而為撤銷之餘地。如此以觀，死因贈與較諸遺贈有甚強之法拘束力，乃承認死因贈與制度主要理由之一。日本民法贈與一節規定簡陋（僅六條規定），又宥於第五五四條之明文，遂生紛爭，於我國民法之解釋操作上，當不必蹈其覆轍，自陷混沼。
第伍章：依民法第一一二條規定及無效法律行為轉換之一般理論觀之，死因贈與及遺贈頗有互為轉換之可能。本章介紹日本法上諸多實例以供參考。須加說明者：死因贈與為不要式行為，遺贈則為要式行為，故未曾依任何方式作成之無效死因贈與自無轉換為有效遺贈之可能。另外，死因贈與既具較遺贈為強之拘束力，則無效之遺贈欲轉換為有效死因贈與，似有違轉換之一般理論；然此處所論無效法律行為之轉換，常係發生於贈與人死亡後，承認有效轉換尚不致使贈與人蒙受不利，故應以實現其遺志為要，此亦符死因贈與制度活化贈與人意思之原始功能。再者，遺贈為完整之單獨意思表示。故不得以無效之遺贈意思視為要約，而以受贈人嗣後之承諾成立有效之死因贈與。
第陸章：死因贈與為特留分扣減之標的乃我國通說所共認，並且死因贈與僅具債權效力，於贈與人死亡前，標的物之所有權尚未移轉，故仍歸屬於應繼財產範圍內，自無必要另行算入特留分算定之基本數額中。但死因贈與之扣減順序是否與遺贈相同。學說則少有論及。本章亦藉日本法之比較研究，認為死因贈與之扣減順序應後於遺贈。蓋死因贈與依日本法之「效力發生時基準說」而言，乃「最新之贈與、最舊之遺贈」，亦即因死因贈與之不了撤回牲，及契約性質（有期待權保護之考量），死因贈與對特留分之侵害應較遺贈為早，故應於遺贈之後而受扣減。況且，數遺贈之比例扣減亦不過法律推測當事人意思所為之規定而已，非不變之定理。
第柒章：結論。本文肯定死因贈與得作為死後財產處分手段之一，並且肯定其契約性質，應依贈與規定予以規範。則於現行民法之解釋下，遺囑法唯一應介入者，僅特留分制度之精神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