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乃在於對F.E. Fiedler的權變領導理論，進行泛文化和不同性質團體（學校）的適用性研究，並企圖經由對權變領導理論的理論分析中，進一步導引出權變領導研究的不同研究途徑。由本研究之分析與討論中發現，權變領導理論的研究取向，其實仍有很大的研究發展空間，值得吾人進一步去探索與開拓。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基本上是由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兩大部分所組成。理論分析部分，主要係針對Fiedler (1967, 1984)的權變領導理論，進行理論內涵的分析、以及相關研究之探討。其主要的理論探討目標，包含情境類型模式，以及情境控制模式兩種。實證研究部分，則分為包含權變領導的適用性研究和擴展性研究兩方面。前者係以情境類型模式和情境控制模式為研究依據；後者則以結構替代研究途徑、領導歷程研究途徑、以及領導發展研究途徑為研究導向。至於其研究的對象，則係以我國台灣地區163所國民小學的163位校長（包含男校長138人，女校長25人）和872位教師（包含男教師400人，女教師472人）為樣本。

由本研究的實證研究中，可得下列主要的研究發現：

一、LPC量表方面

1.具有相當高的信度和效度。

2.LPC（18項目）量表為關係因素量表，只含人格歸因因素；但是LPC（16項目）量表，則兼含工作因素。

3.LPC為人格投射量表或態度量表，應由領導者描述一位在工作方面最差同事之人格特質，再間接導引出領導者的領導型式。

二、權變領導理論之適用性研究方面

(一)、情境類型模式

組織績效（校長感受）指標的研究結果，與權變領導的理論模式相符：在非常有利和非常不利情境下，工作導向的領導型式，較具領導效能；而在中度有利情境下，關係導向的領導型式，其領導效能較佳。

(二)、情境控制模式

1.1977情境控制模式，組織績效（效長感受）與理論模式相符：在高度控制和低度控制情境中，工作導向的領導型式，較具領導效能；在中度控制情境中，則以關係導向的領導型式，其領導效能較佳。

2.1984情境控制模式，沒有任何一種效能指標的研究，完全支持其理論模式。

三、權變領導理論之擴展性研究方面

(一)、結構替代研究途徑

1.本研究（權變模式）的績效和心理情境模式（擴展模式）的工作滿足感兩項指標的研究，其領導曲線與權變模式相同。但是，其他指標和工作情境模式，則並不相符。

2.在本研究的一種適用性研究和十種擴展性研究中，並未同時發現工作滿足感和組織績效兩項指標，其領導曲線皆與權變模式相同。

(二)、領導歷程研究途徑

1.低工作壓力的校長，其知能與績效的相關係數，大於高工作壓力的校長。不過，在人際壓力方面，則無顯著差異。

2.在高指示行為之下，受到教師支持的校長顯然比不受教師支持的校長，其知能與績效的相關較高。但是，低指示行為的校長，則無論是否受到教師支持，其知能與績效之相關，並無顯著差異。

3.工作的複雜度愈高，則校長知能與績效的相關也愈高。

(三)、領導發展研究途徑

1.無論在有利或不利情境中，四種校長年資層面的領導型式，並不完全相同。

2.無論在有利或不利情境中，四種學校規模層面的領導型式，並不完全相同。

3.本研究發現有所謂「領導節奏」的領導週期現象。

針對本研究之主要發現，擬提出有關學校領導、教育行政、以及理論研究等三方面的建議，以供參考：

一、理論內涵之建議

1.宜針對不同的同作團體，進行更為廣泛的權變理論之研究。

2.宜針對不同的年齡層進行研究，藉以探求各種不同層面的最佳領導取向。

3.宜將權變模式的理論內涵予以擴展，使理論更全加周圓。

4.宜探討權變領導歷程中的各種影響因素，藉以擴展權變領導研究的有效途徑。

5.宜將權變模式導入時間因素，藉以了解其領導發展的歷程。

6.宜建構一個適合各種效能指標的權變領導模式，使理論之運用更為方便、有效。

二、理論應用之建議

1.校長應依不同的情境有利度，而採取不同的領導型式。

2.校長應採權變的觀點，因人因時因地的差異，而採取不同的領導型式。

3.校長應注重對部屬的關懷，方可進一步提升領導效能。

4.當領導型式與情境有利度不配合時，校長應設法改變自己的領導型式，或者調整學校的情境有利度以為因應。

5.校長應依學校實際的需要，而作必要的授權，藉以激發教師的知能。

6.校長應注意學校的團體氣氛以及環境壓力，且應依不同的情境狀況，妥善運用其認知能力，以提升領導效能。

7.為了使校長的領導取向能與學校的情境狀況相配合起見，在調派校長時，應對這兩方面因素予以特別之考慮。

8.應設法減少校長的工作壓力，以使其能發揮其領導知能。

9.校長在平素應多予訓練，以增長其經驗，藉以提升其領導效能。

10.對處於不同年資背景層面的校長，教育行政機關應有不同的督導方式。

三、理論研究之建議

1.每種量表皆有其特殊性，應用時應予特別的注意，以免因誤用而導致結果的不正確。

2.在進行實證研究時，樣本的均衡性，應予特別的考慮。

3.量表的使用，應設法降低或消除填答者的防衛心理，以提高量表的效度。

4.量表序列的安排，應予特別之考慮，藉以降低作答時的一致性效應。

5.不同的效標，應有不同的領導模式與之配合。

6.不同的理論模式，應有不同的研究工具與之搭配。

7.雖然權變模式在不同文化和不同領域中有其適用性，但在應用於學校時，其領導效能指標，應予以擴展。

8.兩變項間的相關係數偏低，並不即表示無關係，宜進一步探索其中介變項的影響力。

9.權變理論的研究，應以更寬廣的眼光，更周圓的理論架構以為探討，而非僅是墨守成規而已。

Fiedler (1987)曾言：理論的建立是一個歷程，而非一項結果。衡之Fiedler從權變論以至於認知論的二十年之中，不僅對LPC量表的改變、情境有利度的界定、情境量表的改易、黑箱問題的突破、以至於新理論的建立等，類皆顯示其所言不假。因此，筆者認為，在權變領導的架構上，敢於嘗試與創新的，將可能是突破困境的不二法門。那我們又何患於「舊瓶裝新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