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自然災害」其實是指能夠給人類或是人類生存的環境帶來危害的自然事物集合，也可以說是自然與人類社會交互作用時，對人類生存發展及其所依存的條件和環境造成危害的非常現象。
然而人們對地震的理解卻是直到近一百年才開始有更深入的體會，早期東西方統治者對地震的理解，是一種更強調將地震作為解釋社會上其他事物的工具，是偏向於感受的概念，逐漸轉變成視地震是一種自然現象，透過地震觀測儀器將地震變成可觀察、可以量化、數據化的存在，是看見地震的一個過程。而隨著觀測技術傳到日本，由於殖民統治的關係，臺灣隨後也被移植了此套地震觀測的概念與技術，從建立測候所、培養觀測員再到分工、專門化的將地震轉變成可視化的存在，更加強了統治者對臺灣地震知識的了解。
然而觀測地震與治理地震災害卻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經歷過幾次台灣本島的強烈地震與日本關東大地震的影響，總督府開始意識到地震災害的存在，並聚焦於都市更新與建築構體的預防措施上，某種程度上這反映出統治者已經逐漸重視地震災害的表現。
但治理地震災害其實還包含了應對災害發生時的救災訓練。很顯然總督府不管是在非常召集的訓練，或是日常的救災訓練來看，作為近代化統治體系重要的分工、專門化、常備化意義，其實都僅止於風水火災的預防、訓練，地震是被忽視的救難項目。
而當1935年的臺中新竹大地震發生後，便迫使總督府發布中央級非常召集令。而從中央到地方層層的連動、分層、分工、專門化的投入到災害治理的過程，可以看出其近代化科層官僚體系的特性，然而本次災害卻直接破壞了這個體系的運作，這使得統治者的控制網絡變得相當脆弱。
透過本文分析可以知道，災地的近代化統治體系是否完整，其實會影響到救災實際的推進，某種程度上也反應出統治者相當依賴其所建立的近代統治體系來治理災害，當統治體系崩壞時，整體的救援行動就會受到阻斷、延宕。
而在震害真的發生時，透過在日常與非常的演練中都有累積的概括化的經驗，為此能在災害發生時迅速投入到維持社會秩序的警戒警備與取締任務上，但在缺乏應對的「地震災害」經驗上，則導致從指揮到實地救災、醫療的過程相當混亂，而這樣的落差即是救災經驗的對稱與不對稱性，為此筆者認為從日本統治台灣到1935年的新竹臺中大地震這段期間，總督府的地震災害治理，是一種有「近代化預防制度卻缺乏近代化救災訓練」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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