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是台灣歷時最久，也是最為國內電影界人士所關心的電影獎。而金馬獎從一九六二年開始舉辦，迄二０００年以來，將近有四十年之久。本文藉著《聯合報》對金馬獎(1962-2000)的再現分析，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此一電影獎制度背後的成因，並勾勒出金馬獎在台灣電影經過數十年的變遷，其扮演的角色為何。

研究發現：金馬獎早期舉辦的目的，名義上為「獎勵優良國片」，實質則為鼓勵具有宣揚「國家意識型態」的影片。換言之，不論在頒獎典禮的日期、主持人及頒獎人在頒獎典禮上的致詞，呈現濃厚的政治意味。因此，金馬獎充滿官式化的色彩，報紙的再現也充分地反映出此一情況。然而，自七０年代末期，在當時新聞局長宋楚瑜的主導之下，在八０年代，金馬獎官式化的色彩漸褪，金馬獎的主辦也漸漸地移轉至民間，金馬獎自此受到媒體與電影界人士的重視。報紙再現的部分也反映出此時台灣電影文化界的蓬勃，不遇也由於金馬獎回歸到獎勵技術優良的電影獎性質，也產生了台港影片相互較勁的情況。

到了九０年代，台灣電影產量由於種種因素而驟減，但是大眾娛樂文化已然在台灣成形。另一方面，雖然台灣電影產量並未能支撐起一個電影獎的角逐，但隨著華語電影的潮流之下，在九０年代晚期廣納大陸月的競賽，金馬獎轉型為「華語電影獎」，而金馬獎頒獎典禮新聞隨著影劇新聞逐漸受到重視，在報導量及版面（次）的分配上都擴張許多，但是卻流於重視金馬獎頒獎典禮中藝人的服飾花絮報導，對於台灣電影在金馬獎上的邊緣化之議題卻鮮少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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