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人所建立的清朝是中國歷史上外族統治時間最長一個朝代，一個在人口上居於絕對劣勢的滿人，卻建立一個長達二百七十六年的穩固統治型態，這當中存在的因素為何？滿人以外族的身份君臨中國，其統治的正當住(ligitimacy)如何建立？如何使得被統治的漢人，與素來其有強烈「夷夏之分」的士大夫願意侍外族為君主？本文試圖由滿人關前後的統治方式，與中國歷代王朝統治正當性的建立方式，即關於「天命」的觀念等雙方面進行理解，觀察在帝制中國的統治正當性是如何建立與維持？滿人入關後又如何沿用（或操弄）這樣的正當性基礎？又如何在歸降的明人協助下，將自身的外族形象打扮成符合儒家社會可接受的統治者，建立起支配的正當性？而滿人又如何看待這樣的文化採借，這都是本文試圖瞭解的問題。

當任何君臨中國的統治者，都避免不了藉助儒家官僚以遂行統治時，統治者便不得不接受儒家官僚思維的統治正當性，因此清代的統治正當性，仍會延續漢人官僚所接受的思維型態。於是，當滿族由東北進入長城內而統治中國時，依然沿用類似的思維，使帝制中國的支配模式呈現一種半凝固的狀態，不論任何人取得統治權，都必須沿用同樣的模式合理化自身的地位，如韋伯所言，「傳統型支配」的合法性來源，必須訴諸於傳統的的規範與信仰。因此，我們看到清代的滿人君主依然沿用漢式天子的神性基礎，如「天子」、「龍袍」、「祭天地」等方式建構其本身的神性，換言之，世俗設定的「神性」如此，作為神之子（天子）的統治者就必須表現出符合「神」行為規範的模式，方能取得民眾的認同。

而清代在落實其統治正當性的過程中，尚實施了幾個重要的措施，這當中包括修史、修改祭歷代帝王之儀與《聖諭廣訓》的宣講，清為明修史，代表清已繼明而為正統；將明太祖由太廟中移出，放於其他入祀的歷代帝王中，也宣示的明朝已成歷史；透過對遼金元諸帝王祭祀的變革，更表現出清代如何透過對致祭對像的調整，巧妙的將自身約合法性納入其中。

滿人等少數民族在中國的統治提供一個即為有趣的機會，得以檢視儒家思想申兩個雙左的命題，即「夷狄進申國則中國之」與「嚴夷夏之防」。而由中國實際的疆域變化的面貌而言，諸夏與蠻夷的分別，隨著歷朝疆域的變異而不斷產生變異。「中國」的範圍不斷的擴大，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精彩的點出「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玁枕，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夫」，凸顯了儒家在夷夏問題上的自相矛盾，也說明了中國在民族形成與疆域擴大的實際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