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列舉支配帝俄及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因素。
影響帝俄外交政策主要的地理因素有三：一、缺乏出海口與不凍港；二、缺乏天然屏障；三、鄰國多、幅員大、且國境太長。因此自帝俄以來，俄國就開始尋求三個基本目標：一、尋求出海口與不凍港；二、避免兩面作戰；三、建立緩衝國（第一節第一項）。影響帝俄外交政策主要的文化因素也有三點：一、東方正教；二、斯拉夫語；三、大一統思想。其形諸於政策者則為：一、保護東方正教；二、解放斯拉夫民族；三、建立第三羅馬帝國（第一節第二項）。
支配帝俄外交政策的地理因素及文化因素，仍在繼續支配蘇聯的外交決策。戰後蘇聯之所以盡收東歐為附庸，赫魯雪夫之所以不惜為柏林問題碰得焦頭爛額，就是這種傳統政策的延續（第二節第一項）。
蘇聯政治結構的設計，就是要以俄羅斯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逐步將全世界併入其聯邦。外交部的組織只是在於便利執行政策而已，其實際決策則來自黨的主席團及書記階層（第二節第二項）。
由於核子武器和洲際飛彈的發展，美蘇雙方如果從事一場大戰，則無異於「互相自殺」，因此雙方對於核子大戰均不敢冒然一試。因此赫魯雪夫乃發展出一種間接的、非正規的、非傳統的戰爭，而美其名為「和平共存」。赫氏特別強調民族解放戰爭，這是一種小戰。和平共存的戰術，就是以冷戰和小戰交互為用，積小勝為大勝，企圖以蠶食的手段，達成其鯨吞的目的（第二節第三項）。
馬克斯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為蘇聯領袖們所承襲並加以運用。戰爭與和平僅為階級鬪爭的兩種不同形式，所以具有統一的性質，赫魯雪夫一面高唱和平共存，一面積極推展民族解放戰爭，實即和平與戰爭兩大矛盾的統一運用（第二節第四項）。
克勞塞維茲對蘇聯戰略思想影響最大者為其反攻戰略。反攻戰略包括退卻戰略及奇襲戰略。赫氏藉和平共存政策來爭取時間，積極進行軍備競賽，以發展制先性奇襲能力及後下手打擊能力，這就是反攻戰略思想的發揮（第二節第五項）。
列寧認為讓步不過是戰爭的一種新形式而巳。因此他主張在必要時，應當對敵人讓步。列寧主張世界革命，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政策則更進一步主張「不流血」的世界革命（第二節第六項）。
第二章列舉支配美蘇關係的基本因素。
支配美蘇關係的因素有三：一、歷史發展的衝突；二、意識形態的對立；三、全球戰略的抗衡。
美國的歷史，是自東向西發展的；俄國的歷史，是自西向東發展的。因此兩國發展的結果，必然會在遠東相遇（第一節第一項）。
俄國遠東政策，在於獨霸東北及朝鮮，以確保出入太平洋的自由；美國門戶開放政策，則在於打破俄國在東北的獨霸局面。因此美俄的衝突不可避免（第一節第二項）。
俄國革命爆發之後，美國之出兵西伯利亞，原為平衡日本在亞洲的獨霸局面，
因此美國的干涉，對於蘇維埃政權，反而有積極的意義。然而自俄人視之，卻是
一種不友善的行為。因此美國的干涉對於後來美蘇的關係影響甚深（第一節第三項）。
以上為美俄歷史發展的衝突。
一八九○年代，沙皇在西伯利亞的放逐制度大白於世，美國輿論大譁，紛紛譴責沙皇的不人道暴政。美國人對俄國迫害猶太人的行為，可謂義憤填胸，做國人則視之為干涉內政（第二節第一項）。
蘇聯領袖認為資本主義是戰爭的源泉，共產主義社會則為完美的社會。美國為資本主義的代表，蘇聯則為共產主義的先鋒，因此美蘇將永遠對立（第二節第二項）。
所謂史達林主義，乃指三十年代盛行於蘇聯本土，以及四十年代推廣到東歐的政府制度。由於這種制度獨裁而殘酷，與美國人觀念中的美國式民主大異其趣，因而為美國人所憎惡（第二節第三項）。
以上為美蘇意識型態的對立。
二次大戰後，歐洲列強都沒落了，只有美蘇獨強，因此出現了兩極政治。如果讓蘇聯在遠東獨霸，則其勢力必將伸展於太平洋，從而威脅美國西岸。如果讓蘇聯在歐洲獨霸，則其勢力必將伸展於大西洋，從而威脅美國東岸。美國為其本身安全計，不得不在遠東及西歐與蘇聯作直接的對抗（第三節第一項）。

戰後蘇聯積極在其領土周圍推行擴張政策，因此美國採取圍堵政策圍堵之。圍堵政策的戰略，就是要限制蘇聯的擴張行為，以增加其內部的緊張，藉以迫使蘇聯自動地改變其對內對外政策。圍堵政策的兩大柱石為馬歇爾計劃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前者乃欲繁榮西歐經濟以防止共產主義的蔓延。後者則欲強化西歐的防衛力量，禦紅軍於易北河之外，以阻止蘇聯勢力向西推進（第三節第二項）。
所謂德國問題有三：一是如何使兩個德國再度歸於統一、二是如何解決柏林問題，三是如何使統一後的德國重新獲得一九三七年的舊有領土。由於蘇聯在不到三十年之間受到德國兩次入侵，因此戰後蘇聯所最擔心的，就是西德重整軍備及加入北約組織。後來西德不但重整軍備，而且加入北約組織，因此赫魯雪夫急欲粉碎北約組織，以免該組織的核子飛彈落入西德之手。柏林乃美蘇在德國對抗的象徵，赫氏對美外交，其實就是以柏林問題為終始（第三節第三項）。
以上為戰後美蘇全球戰略的抗衡。
第三章分析赫魯雪夫對美外交政策的理論。
和平共存政策是赫氏對美外交政策的基石，這是一種非軍事性的，並且是無限性的政策。赫氏要用資本主義者的工具―技術和生產―來擊敗世界上最前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赫氏的政策，比列寧及史達林的政策更為積極進取，更具有挑戰性，因此是一種攻勢的和平共存政策（第一節）。
和平共存不過是想造成一種環境，使社會主義可以更順利發展而已。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存，並不等於說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的思想歧異可以協調，反之，赫氏認為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兩大陣營的衝突將永遠存在，而且最後勝利將歸共產主義。不過他認為，衝突雖然仍然存在，但是戰爭並非絕對不可避免。他認為目前強大的社會及政治力量，已足以阻止帝國主義者發動戰爭。他又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暴力革命並非絕對必要。當然，要想阻止帝國主義者發動戰爭，以及要使資本主義社會不經暴力革命而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首先必須致力於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經濟力量的建設，以便取代西方經濟與軍事的優勢力量，乃能嚇阻西方的冒險行動，並爭取不結盟國家的支持。根據馬克斯主義的唯物辯證歷史法則，赫氏深信共產主義必獲最後勝利，不過赫氏認為，這種勝利的取得，只須運用和平的手段，而毋須透過戰爭。共產主義可以不戰而勝（第二節）。
和平共存政策的消極目的，在於緩和國際緊張，以避免核子戰禍，並設法消除東歐諸國對蘇聯的敵意，以挽救共黨分裂的危機（第三節第一項）。
和平共存政策的積極目的，在於爭取充份時間，建立核子優勢；分化西方集團，瓦解北約組織；解決柏林問題，化解德國威脅；建立經濟優勢，爭取第三世界（第三節第二項）。
第四章敘述赫魯雪夫對美外交政策的實際。
柏林問題為赫魯雪夫對美外交政策的核心。古巴危機是柏林危機的延伸（第一節）。
一九五七年十月和十一月，蘇聯連績發射兩顆人造衛星，這表示蘇聯在技術上已領先美國進入洲際飛彈時代。赫魯雪夫滿以為可以憑藉這種技術上的突破，來恫嚇美國，迫使美國在柏林問題上讓步。於是乃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廿七日向美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西方盟國在六個月之內退出西柏林（第二節第二項）。
但是蘇聯在技術上的暫時領先，並沒有嚇倒美國，因為美國在核子領域上還是具有優勢力量，因此當美國態度強硬的時候，赫氏才知道估計錯誤，不得不為自己找台階。他要求到華盛頓拜訪艾森豪總統，美國答應。一九五九年九月，赫氏訪美，在艾氏行邸大衛營與艾氏晤談，一時充滿了和解的氣氛，因而產生了所謂「大衛營精神」。雙方同意年底以前舉行高峯會議（第二節第二項）。
其後由於中共、法國、西德的反對，使高峯會議一延再延，最後終於決定在一九六○年五月十六日召開。但是赫氏慢慢反悔，他發現高峯會議對蘇聯不利，因此他要想辦法脫身。正好五月一日蘇聯在其境內的高空擊落了一架美國幽―二（U-2）偵察機，於是赫氏就借題發揮，猛烈攻擊美國，並提出美國無法接受的條件，使原訂五月十六日召開的高峯會議流產（第二節第三項）。
一九六○年，赫氏在剛果與美國對抗，由於聯合國從中作梗而失敗，於是遷怒聯合國。一九六○年九月，赫氏親自出席聯合國大會，決計粉碎聯合國，但由於得不到發展中國家的支持，這個計劃又歸失敗。於是赫氏又同到柏林問題上面來（第二節第四項）。
一九六一年六月，赫氏與新上任的美國總統甘迺迪在維也納會談，赫氏以為甘氏優柔寡斷，年輕可欺，於是又重施故技，壓迫甘氏退出西柏林，但是這次甘氏的態度比艾森豪還要強硬．於是赫氏又草草收場。這次的危機，引起了東德人民的大逃亡潮，東德為了阻止這種逃亡，只好在東西柏林的界線上建造起一道圍牆（第二節第四項）。
柏林圍牆建造之後，赫氏又發動了一次危機。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赫氏宣佈蘇聯將恢復核子試爆，於是第二天便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爆炸，兩個月之內，大約爆炸了五十次。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美國也宣佈恢復試爆，於是赫氏的戲劇化行動又被美國的行動抵銷了（第二節第五項）。
一九六一年赫氏瘋狂式的試爆，乃是要藉武力的炫耀，來恫嚇西歐，威脅美國。但是等到一九六二年美國宣佈恢復試爆之後，赫氏才覺悟到，對西歐的威脅，並不足以屈服美國，只有對美國本土作直接的核子威脅，才能迫使美國在柏林問題上讓步。這時正好古巴被逐出美洲國家組織，於是赫氏乃抓住這個機會，將飛彈及轟炸機運往古巴，企圖在古巴建立飛彈基地，直接威脅美國本土。赫氏萬沒想到，美國的反應會那麼激烈，美國準備入侵古巴，摧毀一切飛彈設施，赫氏看到美國的態度那麼堅決，而蘇聯在加勒比海的傳統兵力絕非美國的對手，於是赫氏只好悄然而退（第三節第二項）。
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危機，使美蘇雙方對其目前的對抗形勢都有了徹底的覺悟。雙方都發現了其目前的核子戰略缺乏彈性，不切實際。雙方都覺悟到有尋求和解的必要。於是美蘇關係開始邁進了一個新紀元，一九六三年美英蘇核子禁試條約乃成為新舊時代交替的里程砰（第三節第三項）。
第五章結論。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期間，蘇聯在農業及工業方面都有驚人的成就。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冬天，蘇聯人造衛星的成功，更是在飛彈技術方面的一大突破，赫魯雪夫在這種成就的慫恿之下，發動了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的柏林危機，這次的失敗乃是由於他對美蘇實力的錯誤估計。一九六一年維也納會談後，赫氏又發動了一次柏林危機，這次的失敗，則是由於他低估了甘迺迪的決心，他的輕敵使他冒然行動。柏林圍牆之後，他又發動了一次核子試爆的對抗，後來由於美國的跟進，使他的行動又歸於無意義。這次的失敗，使他徹底覺悟，要使美國屆服，就必須對美國本土作直接的核子威脅，於是赫氏又在一九六二年發動了一次古巴危機，企圖在古巴建立飛彈基地，來平衡美蘇間的飛彈差距。但是他又失敗了，因為他沒有摸清楚美國人的脾氣，才會在美國的門口放炸彈。
綜觀赫氏的失敗，其原因在於他急功近利，輕敵躁進。他沒有耐心，他不能等待，他沒有能夠把他的行動和蘇聯戰略武器的發展作平行的配合。
戰後美蘇戰略形勢的變遷，實取決於雙方戰略武器的消長。任何人要是無視於這種因果關係，而冒然採取行動，便註定要失敗。赫氏在經過一連串的失敗之後才恍然覺悟到和解政策的積極意義。赫氏對於蘇聯外交的貢獻，就是在摸索的時代為蘇聯外交提供一種「嘗試錯誤」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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