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與匈奴之爭戰，無論在時間上或空間上，都是一種無限戰爭的形式。如以高祖七年平城之辱至元帝建昭三年郅支滅亡之期間來計算，則前後綿亙約有一百七十年。其戰爭範圍，自漢正北方與匈奴毗連地區擴展到河西與西域，幾乎擴大到北半個亞洲。
匈奴因生活環境的特殊，必須作季節性的游牧，其游牧之方向有二。一是東西游牧；二是南北游牧，而已南北游牧為其更必要的生活奮鬥。實際上匈奴之游牧，目的有二：一為避寒，一為交換生活必須品，故南下牧馬乃為必然的趨勢，又因游牧經濟的向外依附特性，致漢朝的財富不可避免的便為匈奴所覬覦。
漢初，因冒頓單于的東西擴張，乃形成對漢朝北之邊區的大威脅。但冒頓的頭號假想敵，卻不是南方農業的漢朝，而是北方游牧世界的諸引弓之部落，蓋冒頓的最大欲望是「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但匈奴全面南下的形勢卻令漢朝不能自安，於是漢朝在其政治家們的穩健作風下和親，我們不妨簡稱之為懷柔；而有為之君，如文帝景帝，則又致力於內部安定與富強追求，以便必要時以武力相對抗。可是漢朝對匈奴之和親致幣歲有增，匈奴之寇擾卻未息，於是至武帝而改變為強硬政策，在此項政略指導下，軍事作戰與政治作戰及經濟作戰密切配合，對匈奴施以撻伐。
匈奴是一個有馬的游牧民族，在戰場上表現出來的是機動和活躍，戰士的勇武和戰馬的標悍，為其主動攻擊的主要憑藉；在經濟方面表現出來的是商業性格的強烈，而且其軍事活動與經濟活動是相輔相成的，以軍事武力來獲取經濟利益，又以經濟物資來培植其國勢，由於這兩種力量的配合，使漢朝對付此「馬上戰鬥強國」頗感為難。匈奴與漢朝的爭戰，便始終以戰爭為手段來達致其政治的勒索及經濟的榨取。在長期的漢匈對峙下，西域的爭取，乃為雙方共同的需要。
西漢時代，葱嶺以東的西域諸國之經濟型態乃處於自足經濟與交換經濟的交接狀態中。葱嶺以西的諸國，其經濟則有較高的發展，商業特性極強。此外，因西域諸小國的林立，諸國間，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不能有強力的連繫，致政治上不能有所作為，而經濟上也必須向外發展，因此造成西域諸國在漢匈勢力的衝突間，採取了騎牆的態度。
西域雖是漢匈間整體作戰的一部分，但卻具有決定兩者勝敗的關鍵地位，故武帝既有制服匈奴的強烈意志，則通西域乃勢在必行，漢通西域，一方面是基於國防安全的考慮，另一方面亦可因此而威脅匈奴之右翼，斷其府藏，絕其西方之援助；同時在對付游牧戰法的機動奇襲及瓢忽不定方面，縮小匈奴之活動空間亦是良策，故漢乃以軍事撻伐將匈奴偪處於漠北，並阻其侵入西域。
河西走廊乃漢通西域之橋梁，武帝為了確保河西地區之為漢有，乃擬定由點而線而面的經營方略，終於在河西建了四郡（加上金城郡為五郡）而且漢之軍事警戒圈亦擴及今蒙古邊緣。
大宛之役，或云乃起於武帝之愛好宛馬，甚至謂武帝之喜愛宛馬，乃基於其求仙之思想；或云大宛之役乃因漢朝經濟之過度發展，為求開發其西域之市場而作的軍事行動
，但大宛之役，主要是由於漢在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之政策下，為打破當時經濟外文的困境，而採取的軍事行動。隨看大宛之役的勝利，西域諸國紛遣質子入漢，漢在西域之勢力益見鞏固。是後，漢匈乃轉而在西域之摩擦地帶展開了爭奪，終於宣帝神爵二年，
因匈奴西邊日逐王降漢，漢乃能盡併南北道，於是漢設都護於烏壘城，並在西域建立了聯合防衛網。
都護都察西域諸國動靜，行誅伐懷集之任，漢之號令班西域矣！然西域諸國僅可以威服而不可絀之以禮義，則都護之能推行漢家號令於西域，必有其權力之基礎及高明之政治運用，漢終賴此權力基礎及政治運用，而於元帝建昭三年，將墊居於康居之郅支消滅。
由西漢與匈奴在西域之爭戰過程，益可證明左文襄公所說：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乃是卓識閎論蔣師君章云：「先民之經營西域不是帝國主義的表現，而是國防的需要。中國北方受蒙古遊牧族的侵略，欲謀抵抗，須與西域為犄角之勢。西域早就認為匈奴的右臂，故西域附庸於中國，則中國強，附庸蒙古遊牧民族，則遊牧族強。中國有為之君，皆思得西域者，即所以制蒙古。事雖過去，勢實依然〕（蔣君章著，新疆經營論，頁四），是足為有士心於謀國者之深思焉。
本論文之完成，蒙師長及同學們之大力鼎助者頗多，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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