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牟先生「開出民主論」的問題背景及問題意識

(1) 問題背景：「德」先生的命運、民族遊魂及虛無主義情境牟先生所處的近一百年中，是中國社會經歷「三千年未有的變局」最關鍵的一百年。五四運動喊出的「德先生」及「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的現代化目標，是牟先生一生思索的首要問題，深刻地影響牟先生所建構的「開出民主論」。但是，牟先生以其睿智的眼光及慎密的哲思；使他很早就閱讀到中華民族在「驚歷」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後的「民族遊魂」問題，同時他也對西方自由民主及共產主義有清醒的認知，即洞察到這兩股思潮背後的虛無主義情境。牟先生在一九四七年創辦《歷史與文化》雜誌就明白了解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問題背景：

『吾國本同一華族，同一文化，而乃忘其宗族，忘其文化，信胡信夷，…政治信仰變為宗教，故其為害之烈，尤甚於印度。雖然，吾本非不同之族也，亦本無不同之宗教，浪子出離，豈能久矣？魂兮歸來，當有以招之。吾輩創辦此刊，旨在以己之歷史與文化，招彼浪子之遊魂。』（頁22～23）

牟先生對民族磨難、中國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有清醒的認識，使他對儒家思想文化有堅固的信心，認為中國文化要現代化、要實現民主與科學新外王，但不能失去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的「本」，唯有挺立「有根有本」的生活形態，中華民族及中國文化才能在實現民主政治的同時，不失去文化的魂魄及主位性，並能對治民主政治負面的虛無主義的問題。以今日後現代社會情境來論，牟先生的洞見無疑有其深刻性，使其建構的「開出民主論」至今仍然有效，值得再三討論。因為這關係到申華民族及人類的安身立命問題，也關係到東亞儒家文化圈如何走出其獨特的現代化及現代性的道路。

(2) 問題意識：表層及深層的問題意識

牟先生「開出民主論」有兩層的問題意識。一般的評論及分析，只是提到「開出民主論」要開出西方民主政治的現代化目標。實際上，這只是牟先生建構「良知自我坎陷開出民主論」的表層問題意識。牟先生尚有深層的問題意識，即對民主政治「利來利往、紛馳追逐、玩弄巧慧、庸俗膚淺、虛無迷茫」等負面效應的批判，因此牟先生要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作為民主政治的穩固基石。

1. 表層問題意識：要「批評地肯定」及實現開出民主新外王。

2. 深層問題意識：要「超越地肯定」民主政治，即批判而超越民主政治的負面效應，最終體現儒家仁政德治的理想政治。

論文指出：「此深層的問題意識達到超越民族主義，而面向批判民主政治負面效應的普世之高度，讓當代新儒學能夠走向世界思想的舞台。因此，評析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開出民主論』必須了解牟先生的兩層問題意識：回應政治現代化、實現民主政治是『表層的問題意識』，『深層的問題意識』是要保持住中國儒家文化的主位性，開出儒家學術第三期發展的民主新外王的同時，能進一步批判及對治民主政治帶來的種種負面問題，尤其他經常提到的虛無主義問題，這提供儒學學術第三期發展邁向世界舞台的契機。杜維明先生經常提到儒學第三期發展能否從東亞走向世界，牟先生這『開出民主論』的深層問題意識意謂當代新儒學已經達到這樣高度。（頁33）

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發展牟先生「開出民主論」理論接下講的新建構。

(二) 過去究存的疑難及究進路和分析架構

(1)過去研究尚存的三大問題

誠如何信全先生所言，「儒學與現代民主之間底理論關聯...不僅關係中國文明與政治的出路，且攸關整個東亞儒教文化圈之未來走向」。因此，儒學與現代民主之互動融匯，是『時代的母題』；而牟先生的「開出民主論」是代表當代新儒家回應民主的模式，自然受到各思想流派的重視，曾有過熾熱的學術辯論。涉及者包括以自由主義者見稱的林毓生、張灝、韋政通等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李澤厚以及其他學者，如余英時、傅偉勳、林安梧、馮耀明、鄭家棟、楊澤波、楊儒檳、陳忠信等人，他們或多或少都批評及質疑牟先生的內聖曲通開出民主論。牟先生重要的弟子，李明輝介入大部份的辯論，全力為牟先生的理論辯護，釐清不少重要的關鍵問題。像新儒家的「泛道德主義」、缺乏實踐動力、「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良知傲慢等問題。但是，筆者認為，牟先生「開出民主論」所引發的爭論，尚有三大問題及疑難有待釐清，三大問題如下：

1. 道德主體被過度詮釋為本質主義傾向的自滿自足的理性主體所產生的良知傲慢、封閉問題；孟子所說的「人異於畜獸幾希」及幽暗意識受到忽視。因此，要如何重新詮釋主體或新內聖？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值得進一步研究如何安置幽暗意識以及破除良知傲慢等問題。

2. 「良知自我坎陷曲通開出民主新外王」理論，內聖雖有曲通區別於傳統的「直 通」，但是內聖與外王的關係應當如何，批判者多主張要分離，但牟先生及當 代新儒家認為內聖要統攝外王；內聖外王離合成重要討論問題，不易有定論。

3. 「開出民主論」面對缺乏實踐動力的批評應受重視，道德主體「實踐必然性」有其道理，但簡化了政治實踐、經濟實踐及論述實踐，四者的實踐處於不同層次的實踐，因此，「開出民主論」要反思其「結構性」弱點，改進其理論，以銜接經驗世界的政治民主化理論，最終展現其內在的論述實踐動力。除了以上理論本身的三大問題之外，也存在接著牟先生的理論而講的問題。

(2)研究進路與分析架構的建構

依循三大問題的疑難以及儒學研究向來面對的方法論問題，筆者乃嘗試建構適合本論文的研究進路與分析架構。第一個思路是要將「新內聖」詮釋為開放的主體，能夠和外王世界產生互動，同時可無時無刻進行自我批判的省思。第二個思路是內聖與外王之間有如陳熙遠先生所言「非本末」關係，而是「互相涵攝的關係，兩者不能完全打破分離。因為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觀念，反映其社會實踐的方法論與認識論。這「互動」關係並不防礙牟先生的「曲通」，兩者沒有衝突。第三條思路是，回應「開出民主論」缺乏實踐動力的批評，要重視其理論的「結構性」弱點，因此要納入政治民主化理論對經濟結構的商統之分析，將牟先生的三統論添補為四統論，和內聖外王互動結合，形成「內聖外王互動四統論」的研究進路與分析架構。

(三) 「開出民主論」的理論及其重要意義

(1)開出民主論的主要理論架構

牟先生的「開出民主論」的理論架構涉及幾個方面，簡要如下：

1. 道德主體有智的直覺，可打通道德界與自然界，形成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學」， 覺悟到「宇宙的秩序即道德的秩序」，這是當代新儒家的本體論的認識預設， 確立道德主體的無限心之價值世界。

2. 道德主體無限心直覺感悟的本體價值世界，要自我坎陷為認知主體的現象世 界，形成“「無執的存有」和「執的存有」的兩層存有論，讓價值本體世界和 政治、經濟、知識等的現象世界各有其位置。

3. 對「舊內聖」的詮釋，認為在中國傳統「仁的文化系統」下主要是成賢成聖， 缺少西方「智的文化系統」中的「理性的架構之精神」，缺乏認知主體及政治 主體這一環，這是中國文化未有民主的本質因素，「理性的運用之精神」要開 出對列格局的架構表現。

4. 道德主體或良知自我坎陷可曲通開出理性的架構表現，此曲通模式讓道德主 體保留統攝外王的關係，這也是為了使道德主體或道統成為民主政治、科學 知識、經濟發展等的堅固基礎。

5. 良知自我坎陷曲通開出民主新外王有其「辯證必然性」；辯證必然性是道德主 體自由意志的實踐必然性，也是精神辯證發展的無限開展。因此，原始儒家 已經有的「民主思想種子」，在其道德實踐之必然性開顯下，一定可開出民主新外王。

(2) 「開出民主論」的重要意義

牟先生「開出民主論」有幾項重要的意義，簡述如下：

1. 從「開出民主論」的表層問題意識而論，儒家思想要開出現代化的民主政治， 其內在精神沒有矛盾，儒家的理性之運用表現經自我坎陷後，可開出西方的 理性之架構表現，儒家和民主可會通結合，此論斷意義深遠，中國可在保存 傳統資源及智慧下，實現現代化的目標。

2. 從「開出民主論」的深層問題意識來說，因牟先生對民主政治是「批判的肯 定」，因此「開出民主論」模式要保留道統作為民主政治的穩固基石，可作為 長久對民主政治批判的理想依據，這是牟先生建構的理論之精妙處，突顯了 儒家思想的主位性及其價值。

3. 「開出民主論」的深層問題意識其實還隱含「超越的肯定」面向，即儒家思 想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及會通之後，儒家的德治仁政王道政治理想應該在批 判民主政治的基礎上，展現超越民主政治的視野，這是接牟先生的理論而講 的問題。

4. 「良知自我坎陷開出民主論」所形成的兩層存有論，有深遠的存有意義，那 就是人們得理解民主政治、經濟發展及科學進步等的現象世界有其虛無、紛 馳追逐、庸俗膚淺等負面效應，不能一味追逐物質外在世界；但，反之，也 不能一往深情追尋精神的持戒靈修世界，這會導致社會對外在物質世界發展 的忽視。因此，兩層存有論讓人們省思不能偏廢一偶，必須堅持儒家中庸之 道，才是人類發展生存之正途。

5. 牟先生對道德主體能打通道德界與自然界，形成「道德的形上學」之認識論 對後現代及後自由民主時代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即人類應該關注現代化發展 對地球環境的破壞，尋求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之道。道德的形上學讓我們體 悟人的「社會道德」與「自然道德」息息相關，人們應通過民主政治的反思 共識，走出被人類中心主義思維所主導的現代啟蒙理性，共建人與社會、人 與自然、人與天道的和諧相處方案。

(四) 「開出民主論」不足的添補及接先生而講的契機

(1) 「開出民主論」的理論不足與添補之建議

儘管「開出民主論」有其優勝和重要的意義，但是其理論經辯論思索之後，乃有其不足之處，就如本論文在第五章所論證，「開出民主論」和「政治民主化」理論對比之下，明顯缺乏經濟結構和經濟主體的分析，導致「開出民主論」從哲學層次的論述過渡到經驗理論的論述面對一些困難，進一步使 「開出民主論」的論述實踐動力沒有展現出來。從道德實踐和政治實踐、論述實踐及經濟實踐等不同層次的實踐之區分，缺乏實踐動力的批評是指後三者，而不是批評道德實踐的必然性。因此，筆者建議將政治民主化理論所重視的經濟結構納入牟先生原有的三統論，形成四統論，同時和內聖外王互動的架構結合，整合為「內聖外王互動四統論」。

納入商統於原有的三統論，並沒有理論上的困難，因為根據牟先生原有的架構，政統、學統都是屬於「理性的架構表現」；李明輝先生也引黃仁宇先生對申國社會的經濟分析，認為黃先生的研究是牟先生所缺，而這些經濟分析 「全屬牟先生所謂的「理性之架構表現」，因此納入經濟結構分析的商統，不會影響原有的理論架構，卻可以添補其不足，因為三者都是「理性的架構表現」。四統論可將「開出民主論」的四個不同層次及領域的實踐分開，政統、學統及商統有其各自獨立的建構原則和領域；這樣的理論建構可使「開出民主論」的道德實踐必然性經由理論(論述)實踐的合理銜接，過渡到政治實踐、經濟實踐等的社會實踐，「開出民主論」潛在的論述實踐動力可望展現出來。

(2) 接牟先生「開出民主論」而講的契機及議題向度

從牟先生「開出民主論」的兩層問題意識以及其理論的深遠含意，「開出民主論」有許多「接下講」的理論研究空間。筆者認至少三方面可進一步探索：

1.「開出民主論」所可能啟發的政治制度設計之思考：

道統統攝政統有其必要性，但是要如何將此價值轉換為制度設計，呈現其 統攝意義？筆者認為依牟先生「批判地肯定及超越地肯定」的民主政治之立 場，設計一個道統院或良知上議院來規範、約束及指導完全民選的下議院， 從其理論思路而言，應可成立，良知上議院的議員資格可再詳論。

2. 內聖外王互動四統論所展望的批判儒學之建構：

林安梧先生及蔣慶先生皆認為有必要建構「批判的儒學」或「批判的新儒 學」。林先生認為應重視「生活世界的歷史社會總體」面向，不可以「心性之 修養」替代「社會實踐」；正如筆者所言，道德實踐是獨立於歷史時間及社會 條件的實踐，不同於在具體歷史情境及社會條件下的社會實踐，因此批判儒 學要建構具體及符合社會語境的政治概念、經濟理論及論述話語來展現批判現實社會的力量。這是一個當代新儒學急待開拓的批判領域。

3. 邁向儒家德治民主理論的思考：

當代新儒學會通民主政治的理論尚未完全建構，筆者認為儒家思想與民主 政治的理想目標可不盡相同，但經過會通融合之後，自由民主所重視的消極 自由和儒家為仁由己的積極自由可以結合，關鍵是優先實踐次序得從消極自 由的法治制度之保障，再到積極自由的批判實踐。兩者的結合可形成儒家德 治民主理論，這是接牟先生「開出民主論」而講的重要理論向度，有待積極 開發研究，或可成為超越民主政治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