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政府於民國76年(1987)開放探親以來，兩岸經貿交流日趨熱絡，以雙邊貿易而論，1987年是15億美元，1996年以增加為237 億8 千萬美元，成長了15倍以上。而根據經濟部的統計顯示，1991年至1996年，台商赴大陸投資件數為1 萬1 千6 百餘件，投資金額達68億7 千3 百餘萬美元，大陸已成為台灣廠商對外投資的首要地區。台灣面對年年成長的兩岸貿易量及單向的資本流動，如何制定合理且前瞻的大陸經貿政策，是現階段大陸政策中最重要的課題。

有關大陸經貿政策的研究中，政策形成機制(Policy formative mechanism)是相當重要的課題。機制可以是制度，也可能是包含非制度因素。探討大陸經貿政策的形成機制，必須先釐清一個前提，有兩岸交流始有大陸政策，而兩岸交流的開端恰與我國推動民主化的開端，在時間點是近乎一致。因此，從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威權政體，轉型到民主政體，黨國體制(Party-state) 的調適，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成為影響政策形成的關鍵因素。就國家與社會互動的軌跡中，去尋找其中的重要機制，吾人以為，總統( 府 )及其幕僚，執政黨與行政機關應是國家中，最重要的政策形成機制。民意測驗、大眾傳播媒介與意見領袖、利益團體是社會中，與政策形成關係最為密切的機制。

經過對大陸投資政策的個案研究中，我們發現，國家機關的政策形成機制充滿了形式與行為的矛盾，國家機關的自主性壓縮了社會在政策形成過程中的參與空間。吾人以為，在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趨勢之下，國家與社會應該建立真正的「社會夥伴」關係，將社會對於公共政策的意見表達，納入制度化的政策制定管道。我們也發現，在台灣的特殊黨國體制及民粹威權主義的交錯影響下，李登輝總統才是大陸政策形成的影武者，他是「非制度」的政策形成機制，不受國會及民意的監督。在現階段以國家安全為主要目標的大陸政策中，不受民意監督的非制度因素容或有存在之必要，但在權責相符的指導原則，及政治民主化趨勢之下，國家與社會的政策形成機制，應該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