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 |
黃意鈞 Huang, Yi-Chun |
|---|---|
| 論文名稱: |
內線交易消息傳遞人刑事責任之研究—以共犯歸責與階段式舉證模式為中心 A Study on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Tippers in Insider Trading-Focusing on Accomplice Liability and a Staged Evidentiary Model |
| 指導教授: | 楊雲驊 |
| 口試委員: |
王文杰
洪兆承 |
| 學位類別: |
碩士
Master |
| 系所名稱: |
法學院 - 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Master of Laws Program for Excutivies |
| 論文出版年: | 2026 |
| 畢業學年度: | 114 |
| 語文別: | 中文 |
| 論文頁數: | 136 |
| 中文關鍵詞: | 內線交易 、消息傳遞人 、消息受領人 、共犯歸責 、階段式舉證模式 、內線交易消息傳遞 、提出證據責任 、說服責任 |
| 外文關鍵詞: | Insider Trading, Tipper, Tippee, Criminal Liability of Complicity, Staged Evidentiary Model, Transmission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 Burden of Persuasion |
| 相關次數: | 點閱:25 下載: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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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雖已明文禁止內線交易行為,並規範公司內部人、準內部人及消息受領人於實際知悉重大未公開消息後,不得於消息公開前買賣相關有價證券,惟對於「消息傳遞人」本身未親自交易,僅將重大未公開消息傳遞予他人之情形,現行法並未設有明文處罰規定。實務上,法院多透過共同正犯、教唆犯或幫助犯等刑法共犯理論,建構消息傳遞人之刑事責任。然而,消息傳遞人是否具有共同犯罪決意、教唆故意或幫助故意,以及其傳遞消息行為與消息受領人交易行為間是否具有足夠之歸責關聯,均涉及高度個案判斷。
本文首先自我國、美國及歐盟內線交易理論基礎出發,分析禁止內線交易之保護法益及規範目的。其次,回到我國刑法共犯理論,探討消息傳遞人於共同正犯、教唆犯及幫助犯架構下成立刑事責任之要件與界限。再者,本文整理我國近年內線交易消息傳遞案件之實務判決,歸納法院認定消息傳遞人刑事責任時所重視之判斷因素,包括雙方身分關係、重大消息形成及接觸時點、通聯紀錄、交易時點、交易數量、資金流向、帳戶使用及利益分配等客觀事證。
研究結果顯示,內線交易消息傳遞案件與一般自行交易型內線交易案件之差異,不僅在於消息傳遞人未必親自交易,更在於其證據結構具有特殊性。重大消息之傳遞過程及主觀犯意多存在於少數行為人掌握之範圍內,直接證據取得困難,司法實務因而高度依賴間接證據綜合推論。惟若過度要求直接證據,將使此類高度隱密之犯罪難以追訴;反之,若僅憑關係密切、交易時間接近或交易獲利等事實,即推論消息傳遞人具有共犯故意,亦可能造成刑事責任過度擴張。
Article 157-1 of Taiwan’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expressly prohibits insider trading and provides that corporate insiders, quasi-insiders, and tippees who have actual knowledge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shall not trade in relevant securities before the information is made public. However, the current law does not expressly provide for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a “tipper” who does not personally engage in securities trading but merely transmits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to another person.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a tipper is generally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doctrines of complicity under the Criminal Code, including co-perpetration, instigation, and aiding and abetting. Nevertheless, whether a tipper possesses the requisite intent for co-perpetration, instigation, or aiding and abetting, and whether there is a sufficient basis for attributing the subsequent trading by the tippee to the tipper’s conduct of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remain matters requiring careful determination on a case-by-case basis.
This thesis first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insider trading regulation in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nalyzes the legal interests protected by the prohibition of insider trading and its regulatory purposes. It then examines the doctrines of complicity under Taiwan’s Criminal Code and explores the requirements and limits for establishing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a tipper under the frameworks of co-perpetration, instigation, and aiding and abetting. Furthermore, this thesis reviews recent judicial decisions in Taiwan concerning insider trading cases involving the transmission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and identifies the principal factors considered by courts in determining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tippers. These factors incl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the timing of the formation of and access to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records, the timing and volume of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the flow of funds, the use of accoun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benefits.
The findings of this thesis indicate that insider trading cases involving the transmission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differ from conventional insider trading cases involving direct trading not only because the tipper may not personally engage in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but also because such cases present distinctive evidentiary difficulties. The process of transmitting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and the subjective intent of the parties generally fall within a limited sphere of knowledge controlled by the persons involved, making direct evidence difficult to obta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fore relies heavily on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nd inference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However, an excessive requirement for direct evidence may make it difficult to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such highly concealed offenses. Conversely, inferring the criminal intent of a tipper solely from factors such a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temporal proximity between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transaction, or trading profits may lead to an undue expansion of criminal liability. Accordingly, this thesis proposes a staged evidentiary model for insider trading cases involving the transmission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 more structured approach to the allo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evidentiary burdens in such cases.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3
第一項 文獻研究法 3
第二項 比較研究法 3
第三項 實務判決分析法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4
第四節 研究架構 4
第二章 我國與比較法上內線交易理論基礎 7
第一節 我國禁止內線交易立法理由及定義 7
第二節 我國禁止內線交易保護法益 9
第一項 健全市場理論 9
第二項 信賴關係理論 9
第三項 小結—我國實務見解多採「資訊平等理論」 10
第三節 美國法視角探討內線交易理論 12
第一項 美國法禁止內線交易沿革 13
第二項 美國法早期之「資訊平等理論」 14
第三項 Chiarella案之信賴關係理論形成 15
第四項 O'Hagan案之私取理論發展 16
第五項 Dirks案之消息傳遞責任理論 18
第四節 歐盟法視角探討內線交易理論 21
第一項 Segré Report及1989 年內線交易指令 21
第二項 市場濫用指令 22
第三項 市場濫用規則(MAR) 23
第五節 小結 25
第三章 內線交易消息傳遞人之刑法歸責基礎 27
第一節 內線交易罪之構成要件 28
第一項 內線交易規範主體 28
第二項 內線交易之客觀構成要件 32
第一款 重大影響股票價格消息認定 32
第二款 重大消息明確時點認定 33
第三款 消息之公開及禁止期間 35
第三項 內線交易之主觀構成要件 36
第一款 故意犯之基本要求 36
第二款 實際知悉之認定 36
第三款 知悉與利用說之爭議 37
第四項 小結 39
第二節 共同正犯理論與消息傳遞人之適用 40
第一項 共同正犯之概念及成立要件 40
第二項 消息傳遞人成立共同正犯之判斷標準 41
第三項 小結 42
第三節 教唆犯理論與消息傳遞人之適用 43
第一項 共犯從屬性原則 43
第二項 教唆犯之概念及成立要件 44
第一款 教唆犯客觀之教唆行為 45
第二款 教唆犯主觀之教唆故意 45
第三項 消息傳遞人成立教唆犯之判斷標準 46
第四項 小結 47
第四節 幫助犯理論與消息傳遞人之適用 48
第一項 幫助犯之成立要件 48
第二項 幫助犯行為與因果關係 50
第三項 消息傳遞人與幫助犯之適用 51
第四項 小結 52
第五節 美國法消息傳遞責任理論對我國法之啟示 52
第一項 美國法限制消息傳遞人責任之思維 52
第二項 美國法與我國法之比較 53
第三項 本文之觀察與啟示 55
第六節 小結 55
第四章 我國內線交易消息傳遞人實務判決刑責分析 57
第一節 我國消息傳遞案件之實務樣態 57
第一項 研究樣本之選取與分析方法 57
第二項 消息傳遞人與消息受領人之關係分析 58
第三項 消息傳遞方式與舉證困難 60
第四項 小結 60
第二節 違反內線交易罪之刑事責任 61
第一項 消息受領人之責任 61
第二項 消息傳遞人之責任 62
第三項 小結 63
第三節 消息傳遞人成立共同正犯之實務分析 64
第一項 代表性案例介紹 64
第二項 法院認定共同正犯之判斷因素 65
第三項 本文評析 67
第四項 小結 68
第四節 消息傳遞人成立教唆犯之實務分析 69
第一項 代表性案例 69
第二項 法院認定教唆犯之判斷因素 70
第三項 本文評析 73
第四項 小結 74
第五節 消息傳遞人成立幫助犯之實務分析 75
第一項 代表性案例介紹 75
第二項 法院認定幫助犯之判斷因素 77
第三項 本文評析 80
第四項 小結 81
第六節 消息傳遞人責任之消極界線 82
第一項 被動取得消息之案例 83
第二項 洩漏工商秘密罪之適用 87
第三項 消息傳遞人責任界線之評析 89
第四項 小結 90
第七節 實務見解之綜合評析與舉證困境 91
第一項 共同正犯與幫助犯界線之模糊 92
第二項 教唆犯與幫助犯區分之困難 93
第三項 主觀故意認定標準之不一致 94
第四項 高度依賴間接證據推認 96
第五項 舉證責任分配之不確定性 97
第五章 內線交易消息傳遞案件之階段式舉證模式 100
第一節 內線交易犯罪之舉證困境 100
第一項 內線交易犯罪具有高度隱密性 100
第二項 消息傳遞案件之證據蒐集困境 101
第三項 內線交易犯罪主觀犯意之證明困難與證據評價 104
第四項 我國法院目前之舉證模式與其侷限 107
第二節 階段式舉證模式之理論基礎──兼論經濟犯罪之證據結構 111
第一項 刑事舉證責任之基本原則 112
第二項 經濟犯罪對傳統舉證模式之挑戰 115
第三項 刑事舉證責任轉換之界限 117
第四項 本文建構之消息傳遞案件階段式舉證模式 120
第六章 研究結論及建議 124
第一節 研究結論 124
第一項 消息傳遞人之刑事責任仍應以共犯理論作為基本架構 124
第二項 消息外流不等於內線交易共犯責任 125
第三項 我國法院已逐步建立以間接證據認定內線交易之模式 126
第四項 內線交易案件特殊證據結構造成偵查困難 126
第五項 本文建構內線交易案件之階段式舉證模式 127
第二節 制度建議 127
第一項 建立消息傳遞案件之客觀判斷指標 127
第二項 未來修法方向─建立符合證據結構之程序機制 128
第三節 研究限制及未來展望 128
參考文獻 130
一、中文文獻
(一)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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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陳子平,刑法總論,2017年,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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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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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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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00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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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第4351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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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02號刑事判決
22、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766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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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新北地方法院104年度金訴字第4號刑事判決
32、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1135號刑事判決
33、臺灣地方法院106年度金訴字第28號刑事判決
34、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金上更(一)字第5號刑事判決
35、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訴字第53號刑事判決
36、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金上重更(五)字第11號刑事判決
37、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5號刑事判決
(五) 政府機關資料
1、立法院公報,第76卷第96期
2、財政部證期會92/3/27台財證(三)字第0920001301號函
3、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78/10/30台財證(二)字第14860 號函
二、英文文獻
(一) 書籍
NIAMH MOLONEY,EU SECURITIES AND FINANCIAL MARKETS REGULATION 701-02(3rd ed. 2014).
(二) 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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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nited States v. Chiarella, 588 F. 2d 1358 , 1363(2d Cir.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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