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金代監察制度的研究，多以前、中期為探討核心，對晚期著墨不多。故本文以金代晚期（公元1208-1234年）為中心，從中央臺諫和地方監察兩個層面，探討金代監察制度整體的運作情況。
本文將金代晚期臺諫的建言與糾彈進行統計分析，歸納其整體趨向，並分析建言者和反對者的各自考量。其中，可以發現御史臺和諫院官員均積極參與政事，提出建言與糾彈，甚至更有女真進士建言或彈劾女真官員與權貴。然而，建言未必獲得採納，一是君臣各有考量，二是臺諫也有自身立場，取捨之際反映金朝各種意見的拆衝。此外，在梳理晚金臺諫的建言與糾彈時，亦發現臺諫與近侍產生衝突的主要原因，在於雙方功能重複與互相競爭。
除了中央臺諫之外，本文亦關注金代晚期地方監察的運作情況，分為三個時期進行分析，探討地方監察體系對於晚金政局的作用。其中，從本文的詳細考析後，可以發現金廷雖持續透過提刑按察司、監察御史、司農司對地方進行監察，並試圖以司農司強化控制和提升抗蒙能力，惟受限於地方軍政機構，監察與糾核功能因而受到限制。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Jin Dynasty's censorial system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s, while relatively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ts later stage. This paper therefore centers on the late Jin Dynasty (1208–1234) and examines the operation of its censorial system from two perspectives: the central censorial and remonstrance institutions, and the local censorial system.
This paper conduct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advice and impeachments submitted by the Censorate 御史臺 and the Remonstrance Bureau 諫院 during the late Jin period, identifying their overall patterns while also examining the considerations of both supporters and opponents.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both the Censorate and the Remonstrance Bureau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state affairs by presenting advice and impeachments. Notably, some Jurchen chin-shih 女真進士 even submitted advice or impeachments against fellow Jurchen officials and dignitaries. On the one hand, the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often held differing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censors and remonstrators acte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ositions and priorities. The process of weighing and selecting among these proposals thus reflected the competing political opinions within the Jin Dynasty. In addi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primary source of conflict between Censors and Remonstrators 臺諫 and the chin-shih 近侍 lay in the overlap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Beyond the central censorial and remonstrance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the operation of the local censorial system during the late Jin Dynasty. Dividing the discussion into three chronological stages, it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local censorial system in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of the late Jin.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Jin court continued to supervise local administration through the ti-hsing ancha ssu 提刑按察司 , Investigating Censor 監察御史 , and later the ssu-nung ssu 司農司 , while attempting to strengthen central control and enhanc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Mongols through the latter institution. Nevertheless, the supervisory and impeachment functions of these agencies remained constrained by the authority of local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一、古籍（含今人編輯後出版者）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
〔宋〕宇文懋昭著，崔文印點校，《大金國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
〔宋〕李心傳，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中華書局點校本。
〔宋〕洪皓，《松漠紀聞》，張劍光、劉麗整理，收入《全宋筆記第3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宋〕洪皓，《鄱陽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別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影印。
〔宋〕熊克撰，《中興小紀》，收入《叢書集成》，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史學叢書本影印。
〔金〕元好問編，張靜校注，《中州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
〔金〕王鶚，《汝南遺事》，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別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影印。
〔金〕佚名，《大金德運圖說》，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四集》，臺北：臺灣商務，197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影印。
〔金〕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收入《四庫叢刊初編集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湘潭袁氏藏汲古閣精寫本縮影。
〔金〕劉祁著，崔文印點校，《歸潛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中華書局點校本。
〔元〕脫脫等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中華書局點校本。
〔元〕脫脫等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2020，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
〔清〕吳重熹，《九金人集》，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據山東海豐吳氏石蓮盦刻本影印。
〔清〕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點校，《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清〕張金吾編纂，《金文最》，北京：中華書局，2020，中華書局點校本，第二版。
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增訂本。
閻鳳梧主編，《全遼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二、專書
刁忠民，《宋代臺諫制度研究》，成都：巴蜀書社出版社，1999。
三上次男，《金代政治制度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0。
王明蓀，《遼金元史論文稿》，新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
王曾瑜，《遼金軍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
王慶生，《金代文學家年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7。
余蔚，《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遼金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吳宗國主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李昌憲，《金代行政區劃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武玉環，《遼金職官管理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邱永明，《中國監察制度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胡坤，《宋代薦舉改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孫孝偉，《金朝宰相制度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
張博泉，《金史簡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
陳學霖，《金宋史論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3。
陳曉偉，《《金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22。
陳曉偉，《正史纂修與重建史觀：遼金元的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
陶晉生，《女真史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
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溫海清，《畫境中州：金元之際華北行政建置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賈玉英，《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賈玉英，《宋代監察制度》，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
薛瑞兆，《金代科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譚其驤，《長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

三、論文
井黑忍，〈金代提刑司考—章宗朝官制改革の一側面〉，《東洋史研究》60：3（京都，2001.12），頁1-31。
王宏宇、王久宇，〈用術取人——金哀宗時期政局探微〉，《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4：5（哈爾濱：2004），頁124-129。
余蔚，〈金代地方監察制度研究——以提刑司、按察司為中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5：3（西安，2010），頁5-16、64。
李方昊，〈金代縣官選任制度考論〉，《史學集刊》2013：2（長春，2013），頁116。
李錫厚，〈金朝的「郎君」與「近侍」〉，《社會科學輯刊》1995：5（瀋陽，1995），頁104-109。
周峰，〈金代近侍初探〉，《內蒙古社會科學》1998：2（呼和浩特，1998），頁33-37。
周峰，〈論金末的東北邊政〉，收入韓世明主編，《遼金史論集》第10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頁195-203。
林煌達，〈從金代主事一職看邊疆民族對中國官僚體系的影響〉，文收田浩（Hoyt C. Tillman）、黃寬重、張希清、于建設主編，《10-13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546-561。
姚朔民，〈宋金的宣撫使〉，收入韓世明主編，《遼金史論集》第10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頁155-182。
洪金富，〈元代監察制度的特色〉，《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2期（臺南，1975.7），頁219-276。
孫孝偉，〈金代近侍預政探微〉，《北方論叢》2012：2（哈爾濱市，2012），頁86-88。
徐松巍，〈金代監察制度初論〉，《民族研究》1992：2（北京，1992），頁68-74。
徐松巍，〈金代監察制度特點爭議〉，《求是學刊》1991：3（哈爾濱，1991），頁83-86。
徐松巍，〈金代監察官員的選任、獎罰及其作用——金代監察制度研究之四〉，《北方文物》1990：2（哈爾濱，1990），頁66-70。
徐秉愉，〈金代女真進士科及其對女真政權的影響〉，《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臺北，2004），頁97-132。
袁成，〈金朝皇帝與朝臣的信息博弈——以尚書左右司和近侍局為中心〉，《宋史研究論叢》2022：1（保定，2022），頁372-382。
康鵬，〈金代轉運司路研究〉，《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2012：1（上海，2012），頁318-349。
張帆，〈金代路制再檢討——兼論其在元朝的演變〉，《燕京學報》新12期（北京，2002.5），頁99-122。
曹文瀚，〈金末防秋初探〉，《華岡史學》第2期（臺北：2014），頁109-135。
陳昭揚，〈金代地方管理中的杖殺〉，《臺灣師範歷史學報》第44期（臺北，2010），頁98-102。
陳昭揚，〈金代宮中承應人的選任制度〉，《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9期（臺北：2013.6），頁1-46。
陳昭揚，〈金代監察御史的選任制度及其運作—以官員組成為中心的考察〉，《東吳歷史學報》第28期（臺北，2012），頁1-44。
陶晉生，〈金代初期女真的漢化〉，《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17期（臺北：1968.6），頁31-68。
陶晉生，〈金代的政治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4（臺北，1969.12），頁567-593。
陶晉生，〈金代的政治衝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3：1（臺北，1971.6），頁135-161。
曾震宇，〈論南宋史籍有關金衛紹王「遇害」諸記載〉，收入朱瑞熙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第11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頁196-217。
黃寬重，〈南宋寧宗、理宗時期的抗金義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4：3（臺北，1983.9），頁113-180。
楊清華，〈金朝後期行樞密院考〉，收入韓世明主編，《遼金史論集》第10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頁183-194。
劉浦江，〈再論《大金國志》的真偽—兼評《大金國志校證》〉，收入劉浦江，《遼金史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頁330-356。
蔣松岩，〈金代御史臺初探〉，《遼金史論集》第4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頁196-211。
鄧廣銘，〈再論《大金國志》和《金人南遷錄》的真偽問題〉，收入鄧廣銘，《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389-398。
鄭丞良，〈「蒙」上陰影：論金朝晚期的遷都、歲幣與伐宋〉，收入吳玉山、張登及主編，《大國逐霸‧小國圖存：東亞歷史與國關理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23），頁111-146。
魯志偉，〈金代名臣白彥敬生平考述與族屬蠡測——兼論部羅火部族相關問題〉，《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2025：6（哈爾濱市：2025.12），頁110-117。
羅晏松，〈經略淮南：金末興定伐宋的戰爭目標與作戰模式〉，《軍事史評論》第29期（臺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2022.6），頁271-318。
Peter K. Bol,“Seeking Common Ground：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 Harvard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2, 1987, 461-538。

四、學位論文
馬凱，〈金代監察御史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崔健，〈金代君主的信息渠道研究〉，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
曾震宇，〈《大金國志》研究〉，香港：香港大學碩士論文，2002。
楊清華，〈金代行省制度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