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討臺灣總督府在不同的時期政策下，如何設計出符合統治需要的初等教育經費制度。經過研究以後發現，初等教育經費制度在大正9年（1920）公共團體成立前後，有相當明顯的不同。因此，本文以公共團體成立為分界，針對日治前後期初等教育經費制度變化過程進行討論。

在日治前期，總督首先對既有資源展開調查與整合，並將清代府縣儒學的學田成立學租財團統一管理。在臺灣公學校令實施後，仿照本國制度在臺灣設立協議費，配合捐款、學費以及公學校基本財產收益，組成公學校的收入。協議費制度以公學校學區為基礎，向區內民眾徵收維持公學校運作所需的經費；從收入比重來說，也是日治前期最重要的來源。在支出方面，明治31年（1898）公學校成立以後，到了明治34年（1901）便出現不穩定的問題；總督府因此在明治35年（1902）以「公學校經費收支規程標準」規範公學校經費收支，企圖穩定公學校經費；該規定後來在明治39年（1906）、明治40年（1907）再次修正，「公學校財務規程」建立更為完整的收支決算制度，也使公學校經費制度到公共團體成立以前，大致能夠維持穩定的狀態。

大正9年（1920）公共團體成立以後，本來屬於總督府支配的地方費財源重新調整，新成立的州、廳與市街庄擁有獨立的財政權，總督府也在大正11年（1922），將教育行政權下放到市街庄，將小公學校的設置權交由公共團體管理者決定。公共團體成立以後，解決了日治前期因為校舍擴增的債務問題，公共團體的財源雖然是所有地方公共事務的經費，相較於日治前期以協議費為主的收入，公共團體成立後教育分配到的財源比以前更多。

公共團體的設立雖然給初等教育帶來一定的財源，但是公共團體在先天設計上，並沒有創造出如同本國府縣人口、面積的行政區，在經費籌措能力上遜於日本。另外，受到因為殖民地的特殊性影響，總督府給予地方相當多的國政事務；公共團體在國政事務支出過多下，排擠到既有的教育經費，從1930年代起開始無法容納更多的就學人口，地方財政開始出現危機。隨著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對人力需求快速增加，在地方財政無法更進一步提供更多人入學下，總督府在1930年代中期以後，嘗試以國庫補助地方教育經費，並在義務教育實施的前一年（1942），確立國庫補助初等教育經費制度，初等教育經費也從州、市街庄負擔經費的型態變成國庫、州廳與市街庄各負擔三成的結構。

關鍵字：公學校、協議費、公共團體、國庫補助、義務教育

一、史料與官方檔案（依書名筆畫排列）

《下村宏文書》
《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
《高雄州統計摘要》
《高雄州時報》
《後藤新平文書》
《茗荷谷文書》
《新竹廳報》
《臺灣總督府文類纂》
《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
《臺灣總督府統計書》
《臺灣地方行政雜誌》
《臺灣總督府府報》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會議錄》
《臺灣教育會雜誌》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民報》
《臺灣青年》
《臺灣教育》
《臺中縣報》
《臺中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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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文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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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原宏人，〈小學校受業料問題〉，《東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23期(1983)，頁397。
秋枝蕭子，〈森有礼とオーレス‧マン—教育と経済のかかわりについて〉，《文芸と思想》第47期（1983），頁11-13。
茂木陽一，〈大小区制下における町村の位置ついて〉，《社會經濟史學》，第52卷第4期（1986），頁483-513。

五、中文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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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佩賢，〈日治時期近代學校的創設與地方社會—以公學校經費為中心〉，《新竹師院院報》，第18期（2004年6月），頁295-322。
蔡慧玉，〈日治臺灣街庄行政的編制與運作：街庄行政相關名詞之探討（1920-1945）〉，《臺灣史研究》，第3卷第2期（1996年12月），頁93-141。

六、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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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佩賢，〈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