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對於中國大陸汽車市場的汽車零組件及配件製造之產業，在2004年由政府推動的《汽車產業發展政策》進行政策前後在生產力估計上的變化，由於我們的數據使用年份係從2001年到2011年，當中中國政府從1994年變頒布過《汽車工業產業政策》，爾後從2004年再次制定與汽車產業相關的政策《汽車產業發展政策》，隨後在2008年金融風暴的影響下，於次年推出《汽車下鄉政策》來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因此我們的數據橫跨了三個政策的實施期間，從生產力的估計來觀測政策對於該產業的影響。研究方法採用Olley and Pakes（1996）的三階段模型估計企業的生產力，逐年檢視其生產力的變化。本研究結果顯示，2004年及2009年發布的政策，一個是從生產結構進行調整，一個則是刺激內需來提升產能，二者數據結果皆顯示出政策有明顯的成效，雖然在2004年的政策下，似乎代表結構調整需要一些緩衝時間，自2005年後，生產力的上升可以看出政策的實施對該產業帶來正向的影響。而2009年的汽車下鄉政策也成功的以刺激內需的方式提高了企業的生產力。

史自力（2005），「世界汽車產業發展趨勢與中國汽車產業發展戰略」，《經濟經緯》，1，53 – 57。
何慧格（2012），《金融改革對於本國銀行績效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財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萬里（2007），「對我國汽車產業發展目標及政策導向的思考」，《汽車工程》，29，1 – 7。
夏樂生（2004），「中國大陸新頒汽車產業發展政策的內涵與爭論」，《展望與探索》，2，105-112。
張榮鑫（2013），「汽車零部件供應商管理策略探析」，《山西青年》，16，211。
陳建國（2004），「我國汽車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12，26 – 30。
曾憲奎（2006），「論我國汽車工業的自主智慧財產權政策」，《改革與戰略》，10，90 – 93。
楊沿平（2006），「我國汽車業自主創新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中國軟科學》，3，11 – 16。
董孟芸（2013），「公共支出能創造生產力嗎？－以中國製造業為例」，國立政治大學財正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家磊（2008），「中日韓汽車產業政策比較及啟示」，《經濟縱橫》，10，101 – 103。
魯曉東與連玉君（2012），「中國工業企業全要素生產力率估計：1999 - 2007」，11，541 – 558。
Berry S. T. (1994), “ Estimating Discrete-Choice Models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5(2): 242 – 262.
Levinsohn J., and Amil P. (2003),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 Oxford Journals, 70(2): 317 – 341.
Olley S., and Ariel Pakes (1996),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 Econometrica, 64(6): 1263-1297.
Pertin A., and B. Poi (2004) “Production function estimation in Stata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 The Stata Journal, 4(2): 113-123.
Yasar M., R. Raciborski, and B. Poi (2008), “Production function estimation in Stata using the Olley and Pakes method,” The Stata Journal, 8(2): 22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