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作為主體，有多重面向，如「認識主體」、「政治主體」、「技術主體」與「道德主體」，其中牟宗三、唐君毅尤為重視人作為「道德主體」之一面。二人皆以「道德主體」為核心，解釋「人是甚麼」。雖二人均屬當代新儒家，但對道德主體之論述不盡相同。縱使學界研究不乏對牟、唐道德主體觀之探討，然多偏於分別詮釋，稍欠對兩者系統而全面之比較。本研究旨在闡述牟宗三、唐君毅於道德主體觀之同中之異，以期填補目前研究之空白，並深化對當代新儒家的理解。本文認為，牟宗三以參考康德之理論架構，鋪陳儒家式的道德主體觀，並嘗試超越之；其所強調者，在於道德主體之自由、自律，以及喜悅理義。相較之下，唐君毅之論述，對康德理論之參照程度較低，側重道德主體迎賓、禮敬之一面。整體而言，二人的道德主體觀分別承接了儒家的不同面向；兩者雖同論述道德主體之「自我作主」，卻呈現了迥異之意象。透過比較牟宗三、唐君毅之道德主體觀，不僅有助釐清當代新儒家之內部差異，亦能深化儒家之自我觀和人性論。

Human beings, as subjects, exhibit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cognitive subject”, the “political subject”, the “technical subject” and the “moral subject”. Among these, Mou Zongsan and Tang Junyi placed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human being as a moral subject. Both thinkers take the moral subject as a central point of departure in addressing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Although they were both categorized as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s, their accounts of the moral subject are not identical. While existing scholars offer no shortage of discussions on their respective views, the researches tend to treat them separately and often lack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This study aims to elucidate both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Mou Zongsan’s and Tang Junyi’s conceptions of the moral subject, in order to fill a gap in current researches and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It argues that Mou Zongsan,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mmanuel Kant, developed a Confucian account of the moral subject while also attempting to transcend Kant. In his view, the particular emphases are placed on the “freedom”, “autonomy” and “the inner joy found in the realization of moral principles” of the moral subject. By contrast, Tang Junyi’s account engages less directly with Kantian philosophy and instead foregrounds the attitudes of “hospitality” and “reverence” as defining features of the moral subject. Overall, the conceptions of the moral subject of the two thinkers can be seen as inheriting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Although both articulated the idea of the moral subject as “self-governing”, they presented markedly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imag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ir views not only helps clarify internal differences within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exploration of Confucian views on the “Self” and human nature.

一、牟宗三論著

牟宗三：《五十自述》，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卷（臺北市：聯經，2003年）。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9卷（臺北市：聯經，2003年）。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8卷（臺北市：聯經，2003年）。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5卷（臺北市：聯經，2003年）。
牟宗三：〈《孟子》演講錄（七）〉，《鵝湖月刊》第355期（2005年1月），頁3-12。
牟宗三：〈《孟子》演講錄（六）〉，《鵝湖月刊》第353期（2004年11月），頁2-8。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8卷（臺北市：聯經，2003年）。
牟宗三：《圓善論》，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2卷（臺北市：聯經，2003年）。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卷（臺北市：聯經，2003年）。
牟宗三：《認識心之批判（上）》，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8卷（臺北市：聯經，2003年）。
牟宗三：《歷史哲學》，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卷（臺北市：聯經，2003年）。

二、唐君毅論著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收入《唐君毅先生全集》第3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唐君毅：《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論文集》，收入《唐君毅先生全集》第2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收入《唐君毅先生全集》第11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收入《唐君毅先生全集》第9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一）》，收入《唐君毅先生全集》第19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收入《唐君毅先生全集》第17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全二冊），收入《唐君毅先生全集》第13、14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收入《唐君毅先生全集》第12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全二冊），收入《唐君毅先生全集》第25、26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唐君毅：《東西文化與當今世界》，收入《唐君毅先生全集》第15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收入《唐君毅先生全集》第4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臺北：三民，2015年）。

三、古籍、工具書、網絡資源

［宋］朱熹注：《易本義》（臺北市：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
［宋］陸九淵：《陸九淵集》（臺北市：里仁書局，1981年）。
［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漢］許慎：《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1998年）。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王夢鷗譯註：《禮記今註今譯》（全二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
江陰香譯注：《詩經譯注》（臺北：明文書局，1987年）。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臺北市：學生書局，1992年修訂版）。
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香港：中華書局，1984年）。
錢穆：《論語新解》（臺北市：東大，2008年）。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辭典檢視：「道德」〉，上網日期：2025年6月12日，檢自：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43087&la=0&powerMode=0

四、中文書籍

李明輝：《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
李明輝：《儒家與康德》（新北市：聯經，2018年）。
李明輝：《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
吳啟超：《朱子的窮理工夫論》（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年修訂版）。
韋政通：《儒家與現代中國》（臺灣：東大圖書，1991年）。
陳來：《宋明理學》（臺北市：允晨文化，2010年）。
陳榮捷：《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臺北市：中研院文哲所，1996年）。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香港：三聯書店，2019年二版）。
賀來：《「主體性」的當代哲學視域》（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勞思光：《文化問題論集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臺北市：三民，1997年）。
黃冠閔：《感通與迴盪：唐君毅哲學論探》（新北市：聯經，2018年）。
楊祖漢：《儒家的心學傳統》（臺北市：文津，1992年）。
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臺北市：學生書局，1982年）。
劉玉敏：《心學源流：張九成心學與浙東學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臺北市：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0年）。
［英］李約瑟（Needham, Joseph）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翻譯小組譯：《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數學（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年）。
［法］畢遊塞（Billioud, Sébastien）著，白欲曉譯：《通過儒家現代性而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年）。
［德］康德（Kant, Immanuel）著，李明輝譯：《道德形上學之基礎》（臺北市：聯經，1990年）。
［德］康德（Kant, Immanuel）著，鄧曉芒譯：《實踐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五、中文論文

孔令宜：〈程明道對「生生之仁」的詮釋〉，《嘉大中文學報》第14期（2021年3月），頁119-132。
王慶節：〈親親相隱，正義與儒家倫理中的道德兩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51期（2017年9月），頁39-64。
史偉民：〈道德感情與動機：康德、席勒與牟宗三〉，《清華學報》新45卷第4期（2015年12月），頁597-630。
吳啟超：〈心覺與自由——牟宗三在「人性之有無」問題上的思路與關切〉，收入鄭宗義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第12輯（桂林：灕江出版社，2015年5月），頁45-67。
吳啟超：〈儒家為何要對存在問題有所交代？再論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學」〉，《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36期（2016年7月），頁33-68。
吳啟超：〈和其光而知來者：評黃冠閔著《感通與迴盪：唐君毅哲學論探》〉，《東吳哲學學報》第41期（2020年2月），頁99-106。
林維杰：〈唐君毅的感通論述：對《易》、二程與孔子的詮釋性理解〉，《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66期（2018年12月），頁57-95。
陳慶元：〈自覺乎？附庸乎？——《典論‧論文》的時代意義探究〉，《國文學報》第66期（2019年12月），頁1-30。
黃信二：〈論牟宗三先生理論中的道德情感與儒學之宗教性〉，《哲學與文化》第44卷第3期（2017年3月），頁119-137。
曾振宇：〈「仁者安仁」：孔子仁學緣起與哲學意涵新論〉，《哲學與文化》第41卷第7期（2014年7月），頁119-138。
鄭宗義：〈惡之形上學——順唐君毅的開拓進一解〉，收入鄭宗義主編：《中國哲學研究之新方向》（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14年）。
劉述先：〈現代新儒學研究之省察〉，收入劉述先：《現代新儒學之省察論集》（臺北市：中研院文哲所，2004年），頁125-139。
劉滄龍：〈牟宗三論政治自由和道德自由〉，《師大學報》第62卷第1期（2017年3月），頁49-61。
盧興：〈儒家如何定位道德情感？——以朝鮮前期的「四七論辯」為中心〉，《孔子研究》2024年第5期（2024年9月），頁132-160。
［德］施堅益（Schmidt, Stephan）：〈當代東亞倫理學的兩種主體概念——論和辻哲郎、唐君毅和牟宗三對哲學倫理學的進路〉，《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6卷第1期（2009年6月），頁145-160。

六、西文書籍、論文

Ames, R. T., “Achieving Personal Identity in Confucian Role Ethics: Tang Junyi on Human Nature as Conduct.” Oriens Extremus, 49 (2010), pp.143–166.
Billioud, 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an Modernity. (Leiden: Brill, 2011).
Chan, Sin Yee, “Tang Junyi: Moral idealism and Chinese culture.” Cheng, Chung-Ying & Bunnin, N (eds.),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2002), pp. 305–326.
Fröhlich, T., Tang Junyi: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Leiden: Brill, 2017).
Jennings, P., Mitchell, M. and Hannah, S., “The moral self: A review and integration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6(S1) (Feb 2015), pp. S104–S168.
Kim, R., “Moral Agency, Situationism, and Virtue: Xunzi on Moral Development.” Jacobs, J., & Meyer Heinz-Dieter (eds), Moral Agency in Eastern and Western Thought: Perspectives on Crafting Character. (New York: Routledge, 2025), pp. 199–215.
Li, Chengyang, “Li as Cultural Grammar: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i and Ren in Confucius’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7(3) (July 2007), pp. 311–329.
Marchal, K., “Paradoxes and possibilities of ‘Confucian freedom’: From Yan Fu (1853–1921) to Mou Zongsan (1909–1995).”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6(1)(Jan 2016), pp. 218–258.
Rošker, J. S, The Rebirth of the Moral Self.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6).
Shun, Kwong-loi, “Ren 仁and Li 禮in the Analects.” Bryan W. Van Norden (eds.),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New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3–72.
Stanchina, G., The Art of Becoming Infinite: Mou Zongsan’s Vertical Rethinking of Self and Subjectivity. (Cambridge: Open Book Publishers, 2025).
Wang, Huaiyu, “On Ge Wu: Recovering the Way of the Great Learning.”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7(2) (Apr 2007), pp. 204–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