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漢唐間的上請制發展,是一個從未成定制、依從八議身分論刑的寬宥優免之法,演變到後來,終形成具象化的律文、陳述在法典之中,甚至進而與皇帝、官僚體系彼此互動產生密切關係的法制現象。上請制的精神起自寬宥,原先尚帶有緣情致理的法外情成分,其後經過一系列變化,將原先彈性極大,充滿人治、人為精神,在法律內外之間遊走的八議、上請之法,在唐代法律體系整合的進程中,令其得以進入法律體系,進一步轉變成為君臣共治、君臣溝通的媒介之一。漢到唐中間,經歷魏晉南北朝的演變,將八議身分正式納入律令制度管理,待到進入唐代以後,再次因皇帝臨朝主政的需求,直接面臨需要以法律有效地與臣僚互動、透過法律這項「工具」便於管理官僚體系的運作,以落實皇帝對偌大帝國的有效統治,上請制因而產生變化。本文意在透過對唐代上請制的分析,觀察君臣溝通、君臣之間的法律互動,與上請制的關聯性,以及往外延伸,理解法律作為政治運作溝通的媒介與重要工具,和皇權變化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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