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年代起，韓日學者即開始關注以通信使為中心的跨域文化交流議題，而在1990至2000年代累積了豐碩先行研究成果。不僅如此，韓國、日本、中國學者亦在通信使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入燕行使的研究成果綜合討論，使朝日交流的範疇得以擴大至整個東亞，打破朝日、日朝交流討論上的侷限性。而近年的熱門研究議題，則從他者與自我意識角度切入，以多個主題與面向重新討論華夷之辨。然而目前學界在朝鮮對日認知的資訊來源、流通及形成過程的討論中，鮮少有關於日本歷史敘事的研究。故本文旨在研究朝鮮時代的對日歷史相關資訊流通與建構過程，以期促進通信使與東亞跨文化交流相關研究之發展。
本文首先採用文獻分析法，整理朝鮮與中國、日本及對馬外交使行之相關文獻，以此統整出朝鮮時期蒐集對日相關資訊可能路徑，進一步以官方及非官方資料為區分梳理資訊類型。繼之採用文本分析法，主要討論內容分為三個部分，一為對照外部輸入文本與朝鮮內部生產文本中，對古代日本敘述雷同與承襲之處，討論中國書籍對朝鮮前期之日本認知建構影響；二為根據朝鮮過往官方紀錄中的源氏、平氏相關資訊、通信使行錄、個人著作等對於源平合戰及關原之戰之紀錄，進一步追溯朝鮮時期對於源氏、平氏的資訊來源及敘述之承襲脈絡；最後透過整理朝鮮後期個人文集與類書中對於日本敘述完善程度與徵引書目，依據其內容創作時代，討論朝鮮後期使行時傳入之日本書籍對朝鮮對日歷史敘事之影響。
根據研究成果，朝鮮透過中國典籍、通信使見聞及被擄人口信等路徑獲取日本資訊。在認知演進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在形成期受到中國典籍影響形成對日本的固定印象，並藉《海東諸國紀》為朝鮮士人梳理日本的政權體制與國俗民情，為朝鮮建立一定對日本的認知基礎；在過渡期受到壬辰倭亂的影響，朝鮮合理化了未直接參與征伐朝鮮戰事的德川家康勢力，即源氏勢力統治的正當性，將侵略者豐臣秀吉類比為非正統的平氏，德川家康則為正統源氏之復興，藉此合理化戰後修好決策。並且在恢復國交初期，仍可見通信使行錄的源、平勢力相關內容中，含有源氏為正統、平氏非正統的極端印象。但隨著大量通信使行錄內容，亦漸漸推疊出源平合戰敘事完整性，同時提升敘事的正確性與客觀性；在確立期，朝鮮士人透過中、日、朝文本互證的方式，有系統地考據敘事的正確性。以上研究揭示了朝鮮對日本的認知並非單純的經驗觀察，而是動態的知識生產過程。
至今韓、日、中學者已累積豐厚的通信使研究成果，然在朝鮮對日認知的探討上，學者仍熱衷以不同主題為引切入研究，以更巨觀或微觀的視角討論東亞跨域交流的意義。故本文旨在探討朝鮮王朝透過各種管道獲得的日本資訊，如何建立並影響朝鮮的對日認知，以供相關領域學者佐參。

Since the 1960s, scholars from Korea and Japan have focused on cross-border cultural exchange centered on the Joseon Tongsinsa (diplomatic envoys), accumulating substantial research results through the 1990s and 2000s. Furthermore, building upon Tongsinsa studies, scholars from Korea, Japan, and China have integrated findings from Yeonhaengsa (envoys to Beijing) into their discussions. This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Joseon-Japan exchange to the broader East Asian context, breaking the previous limitations of bilateral discourse. In recent years, popular research topics have approached the su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Other" and self-awareness, re-examining the Sino-Barbarian dichotomy (Hua-Yi distinction) through various themes and dimensions. However, within current academic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 sources, circulation, and formation of Joseon’s perception of Japan, there is a scarcity of research specifically focusing on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Japan.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circ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Japan during the Joseon period, seek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diplomatic envoys and East Asia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This study first employs bibliographic analysis to organize documents related to Joseon’s diplomatic missions to China, Japan, and Tsushima, thereby identifying potential pathways for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Japan during the Joseon period and categorizing information types into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data. Subsequently, using textual analysis, the discuss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 a comparison between external imported texts and internal Joseon documents regarding descriptions of ancient Japan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books on Joseon’s early cognitive construction of Japan; second, an investigation into records of the Genpei War and the Battle of Sekigahara found in official Joseon records, envoy journals (Haengnok), and private works to trace the sources and inherited narratives of the Minamoto and Taira clans; finally,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narratives concerning Japan within late Joseon private collections and encyclopedias (Leishu), focusing on their cited bibliographies and creation periods to discuss how Japanese books imported during late-period missions influenced Joseon’s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Japa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Joseon acquired information about Japan through Chinese classics, envoy observations, and accounts from captives. The evolution of this cogni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During the Formation Period, Joseon’s fixed impressions were shaped by Chinese texts, and the Haedong Jegukki (Record of Countries Across the Eastern Sea) served to clarify Japan’s political system and customs for Joseon literati, establishing a foundational cognitive bas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fluenced by the Imjin War (Japanese invasions), Joseon rationalized the legitimacy of Tokugawa Ieyasu’s forces (the Minamoto clan), who did not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the invasion. By analogizing the invader Toyotomi Hideyoshi to the "unorthodox" Taira clan and framing Ieyasu a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orthodox" Minamoto clan, Joseon justified its post-war decision to restore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resumed relations, envoy journals still exhibited extreme biases regarding the Minamoto and Taira clans. However,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numerous records, the narrative integrity, accuracy, and objectivity of the Genpei War gradually improved.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Period, Joseon literati systematically verified historical accuracy through cross-referencing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texts.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at Joseon’s perception of Japan was not merely a collection of empirical observations but a dynamic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o date, Korean, Japanese, and Chinese scholars have accumulated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e Tongsinsa; however, in the exploration of Joseon’s perception of Japan, scholars remain eager to approach the subject through various themes, discu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East Asian cross-border exchange from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information about Japan, obtained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established and influenced Joseon’s perception of Japan,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scholars in related fields.

史料
《三國史記》（韓國史資料庫）
《三國史節要》（韓國史資料庫）
《三國遺事》（韓國史資料庫）
《大明會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文獻通考》（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公卿日記》（日本國立內閣文庫）
《史記》（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史記評林》（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吾學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列聖御製》（韓國古典綜合DB）
《宋史》（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東國通鑑》（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承政院日記》（韓國史資料庫）
《昭代典則》（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明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
《明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
《明紀輯略》（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後漢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高麗史》（韓國史資料庫）
《高麗史節要》（韓國史資料庫）
《通文館志》（韓國史資料庫）
《通鑑前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通鑑綱目》（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備邊司謄錄》（韓國史資料庫）
《朝鮮王朝實錄》（韓國史資料庫）
《善隣國寶記》（韓國史資料庫）
《國朝寶鑑》（韓國古典綜合DB）
《新唐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新增東國輿地勝覽》（韓國古典綜合DB）
《海行總載》（韓國古典綜合DB）
《經國大典》（韓國史資料庫）
《漢書評林》（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增正交隣志》（韓國史資料庫）
《資治通鑑》（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舊唐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邊例集要》（韓國史資料庫）
丁若鏞，《與猶堂全書》（韓國古典綜合DB）
尹根壽，《月汀集》（韓國古典綜合DB）
申炅，《再造藩邦志》（韓國古典綜合DB）
申欽，《象村集》（韓國古典綜合DB）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韓國古典綜合DB）
申維瀚，《海游錄》（韓國古典綜合DB）
安鼎福，《東史綱目》（韓國古典綜合DB）
安鼎福，《順菴集》（韓國古典綜合DB）
成俔，《慵齋叢話》（韓國古典綜合DB）
李瀷，《星湖僿說》（韓國古典綜合DB）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韓國古典綜合DB）
李德懋，《蜻蛉國志》（韓國古典綜合DB）
李肯翊，《燃藜室記述》（韓國古典綜合DB）
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韓國古典綜合DB）
南玉，《日觀記》（韓國古典綜合DB）
柳得恭，《古芸堂筆記》（韓國古典綜合DB）
陳壽，《魏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
許筠，《惺所覆瓿稿》（韓國古典綜合DB）
許穆，《記言》（韓國古典綜合DB）
曺伸，《謏聞瑣錄》（韓國古典綜合DB）
圓仁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2007，《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
趙慶男，《亂中雜錄》（韓國古典綜合DB）
權近，《東國史略》（韓國古典綜合DB）
韓致奫，《海東繹史》（韓國古典綜合DB）

【中】專書
王運旺著 王勇總主編，2018，《朝鮮通信使筆談文獻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夫馬進著 伍躍譯，2020，《朝鮮燕行使和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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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勢早苗，2020，《源平合戰：日本武士的崛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林明德，2010，《京都歷史事件簿》，台北：遠流出版。
孫衛國，2018，《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1627-191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徐東日、金禹彤，2018，《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以《海行總載》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2019，《東亞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北京：中華書局。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2015，《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第1-5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鄭樑生編著，2004，《日本史—現代化的東方文明國家》，台北：三民書局。
劉菁華、許清玉、胡顯慧選編，2005，《明實錄朝鮮資料輯錄》，成都：巴蜀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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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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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清茂，1999，〈海內文章落布衣－談日本江戶時代的文人〉，《東華人文學報》第1期，台東：東華大學，pp.19-31。
沈玉慧，2017，〈朝鮮王朝海外知識的形成與累積—以《輿地圖‧朝鮮日本琉球國圖》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34卷第2期，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pp.10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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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政緯，2023，〈明清官方書籍輸出制度研究〉，《文獻》第197期，北京：國家圖書館，pp.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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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茂偉，1996，〈論鄭曉『吾學編』〉，《浙江學刊》第1期，浙江：浙江省社會科學院，pp.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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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博，2015，〈日本江戶時代的出版業—從庶民閱讀史視角的考察〉，《古代文明》第3輯，吉林：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pp.1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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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位論文
簡碩成，2005，《鄭曉『吾學編』之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韓】專書
김태준(2006), 『한국의 여행 문학』, 이화여자대학교출판부.（金泰俊，2006，《韓國的旅行文學》，梨花女子大學出版部。）
노경희 등(2014), 『목판의 행간에서 조선의 지식문화를 읽다』, 글항아리. （盧慶溪等著，2014，《從木版的字裡行間閱讀朝鮮的知識文化》，文壇。）
다이텐 지음 진재교.김문경 외 옮김(2013), 『18세기 일본 지식인 조선을 엿보다:평우록』,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淡海 竺顯常大典著 陳在教、金文京譯，2013，《從18世紀日本知識人視角看朝鮮：萍遇錄》，成均館大學出版部。）
미상 저자 김용진 역주(2022) , 『해행일기』, 보고사.（未詳著 金鏞鎮譯，2022，《海行日記》，寶庫社。）
손승철(1994),『조선시대 한일관계사연구』, 지성의 샘.（孫承喆，1994，《朝鮮時代韓日關係史研究》，知性之泉。）
손승철(2017),『조선통신사 타자와의 소통』, 경인문화사.（孫承喆，2017，《朝鮮通信使—與他者間的交流》，景仁文化社。）
손승철(2023),『조선통신사』, 동북아역사재단. （孫承喆，2023，《朝鮮通信使》，東北亞歷史財團。）
이혜순(1996), 『조선통신사의 문학』,이화여자대학교출판문화원.（李慧淳，1996，《朝鮮通信使文學》，梨花女子大學出版部。）
이훈(2011), 『외교문서로 본 조선과 일본의 의사소통』, 경인문화사.（李薰，2011，《從外交文書看朝鮮與日本的交流》，景仁文化社。）
임선빈(2024), 『조선후기 통신삼사의 국내활동』,경인문화사.（林善彬，2024，《朝鮮後期通信三使的國內活動》，景仁文化社。）
정훈식(2024), 『17-19세기 사행록의 지식 생산과 사상 전환』,산지니.（鄭勳植，2024，《17-19世紀使行錄的知識與思想轉變》，Sanzini。）
한태문(2012), 『조선통신사의 길에서 오늘을 묻다』, 경진도서출판.（韓泰文，2012，《在朝鮮通信使的路上問今日》，景珍圖書出版。）
홍경해 저자 하우봉. 이선아 번역(2018) , 『수사일록』,보고사.（洪景海著 河宇鳳、李宣雅譯，2018，《隨槎日錄》，寶庫社。）

【韓】期刊論文
김전배(1976), 「古書分類法의 發展과 適用」, 『헤리티지:역사와 과학』제10호, 국립문화재연구원, pp.45-67.（金田培，1976，〈古書分類法的發展與適用〉，《遺產：歷史與科學》第10號，韓國：國立文化遺產研究院，pp.45-67）
김영숙(1986), 「조선시대 통신사 및 수행원 복식의 통시적 고찰」, 『헤리티지:역사와 과학』제19호, 국립문화재연구원, pp.189-221.（金英淑，1986，〈朝鮮時代通信士與隨行員服飾的通時性考察〉，《文化遺產：歷史與科學》第19號，國立文化財研究院，pp.189-221。）
김성진(2000), 「朝鮮前期 通信使의 不傳行錄 對하여」, 『문창어문논집』제37집, 문창어문학회, pp.131-148.（金聲振，2000，〈朝鮮前期通信使的不傳行錄研究〉，《文昌語文論集》第37卷，文昌語文學會，pp.131-148。）
김영남(2007), 「기무라켄카도(木村蒹葭堂, 1736-1802)의 繪畵 硏究」, 『美術史學』제21집, 한국미술사교육학회, pp.113-153.（Kim, Youngnam，2007，〈木村蒹葭堂繪畫研究〉，《美術史學》第21輯，韓國美術史教育學會，pp.113-153。）
권혜은(2008), 「朝鮮後期《槎路勝區圖卷》의 作者와 畵風에 관한 연구」, 『미술사학연구』제260호, 한국미술사학회, pp.67-104.（Kwon, Hye-Eun，2008，〈朝鮮後期『槎路勝區圖卷』的作者與畫風相關研究〉，《美術史學研究》第260號，韓國美術史學會，pp.67-104。）
김경숙(2008), 「조선후기 韓 · 日 서적 교류 고찰 : 18세기 통신사 사행록을 중심으로」, 『한중인문학연구』제23집, 中韓人文科學硏究會, pp.227-259.（金景淑，2008，〈朝鮮後期韓‧日書籍交流考察—以18世紀通信使行錄為中心〉，《韓中人文學研究》第23輯，中韓人文科學硏究會，pp.227-259。）
고동환(2011), 「조선후기 지식세계의 확대와 실학」, 『韓國史市民講座』제48집, 일조각, pp.55-76.（高東煥，2011，〈朝鮮後期知識世界的擴張與實學研究〉，《韓國史市民講座》第48輯，一潮閣，pp.55-76。）
김현영(2012), 「16세기 동아시아 국제질서의 변동과 왜란 전후 조선사회의 변화」, 『한국사학사학보』제26호, 한국사학사학회, pp.87-116.（金炫榮，2012，〈十六世紀東亞國際秩序的變動與壬亂後朝鮮社會的變化〉，《韓國史學史學報》第26號，韓國史學史學會，pp.87-116。）
김태훈(2018), 「17세기초 조ㆍ일 국교재개와 통교체제 재편 과정에 대한 검토－연속성과 단절성의 문제를 중심으로－」, 『한국학연구』제50호, 인하대학교 한국학연구소, pp.157-186.（金泰勛，2018，〈十七世紀初期朝日國交再開與交流體制重構過程的檢討—以連續性與中斷性為問題核心〉，《韓國學研究》第50輯，仁荷大學韓國學研究院，pp.157-186。）
나카무라 히데다카(1969), 「전근대 아시아 외교에 더쿠카와 정권-일본 大君外交制度건립의 시말 」, 『조선학보』제45집, 조선학회, pp.21-35. （中村榮孝，1967，〈前近代亞洲外交上的德川政權—日本大君外交制度建立的始末〉，《朝鮮學報》第45輯，朝鮮學會，pp.21-35。）
나카무라 히데다카(1972), 「大君外交制度下의 國際인식—華夷秩序下의 日本」, 『국제정치』제51권, 한국국제정치학회, pp.56-67.（中村榮孝，1972，〈大君外交制度下的國際認識—華夷秩序下的日本〉，《國際政治》第51卷，韓國國際政治學會，pp.56-67。）
민덕기(2006), 「조선후기 對日 通信使行이 기대한 반대급부 = 일본에서 받은 私禮單의 처리와 관련하여」, 『한일관계사연구』제24집, 한일관계사학회, pp.211-247.（閔德基，2006，〈朝鮮後期通信使行期待的回償—從日獲得的私禮單其後續處理過程及相關意義〉，《韓日關係史研究》第24號，韓日關係史學會，pp.211-247。）
박희병(2010), 「조선의 일본학성립: 원중거와이덕무」, 『한국문화』제61집, 서울대학교규장각한국학연구원, pp.180-219.（Park,Hea-Byung，2010，〈朝鮮日本學的成立：元重舉與李德懋〉，《韓國文化》第61輯，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pp.180-219。）
박수밀(2011), 「조선의 중국 서적유입 양상과 그 의미 -서반(序班)과 유리창(琉璃廠)의 존재를 중심으로-」, 『동아시아 문화연구』제50집, 한양대학교 동아시아문화연구소, pp.133-162.（Park, Su-Mil，2011，〈朝鮮的中國書籍流入狀況與其意義—以序班及琉璃廠的存在為中心〉，《東亞文化研究》第50輯，漢陽大學東亞文化研究院，pp.125-154）
박은순(2012), 「19세기 조선서화전을 통해본 한일회화교류」, 『미술사학연구』제273집, 한국미술사학회, pp.133-162.（Park, Eun-Soon，2012，〈19世紀『朝鮮書畫傳』中的韓日繪畫交流〉，《美術史學研究》第273輯，韓國美術史學會，pp.133-162。）
박은순(2019), 「日本 御用畵師 가노파狩野派와 朝鮮 관련 繪畫」, 『美術史學』제38호, 한국미술사교육학회, pp.225-256.（Park, Eun-Soon，2019，〈日本御用畫師狩野派與朝鮮有關的繪畫〉，《美術史學》第38號，韓國美術史教育學會，pp.225-256。）
손승철(1995), 「조선시대 日本天皇觀의 유형적 고찰」, 『사학연구』제50호, 한국사학회, pp.217-250.（孫承喆，1995，〈朝鮮時代日本天皇觀的具體考察〉，《史學研究》第50號，韓國史學會，pp.217-250。）
손승철(2002), 「조선시대 通信史硏究의 회고와 전망」, 『한일관계사연구』제16집, 한국관계사학회, pp.41-59.（孫承喆，2002，〈朝鮮通信使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韓日關係史研究》第16期，韓日關係史學會，pp.41-59。）
손승철(2003), 「조선시대 ‘통신사’ 개념의 재검토」, 『조선시대사학보』제27집, 조선시대사학회, pp.5-32.（孫承喆，2003，〈朝鮮時代通信使概念的再探討〉《朝鮮時代史學報》第27輯，朝鮮時代史學會，pp.5-32。）
신동규(2006), 「『海東諸國紀』로 본 中世日本의 國王觀과 日本國王使의 성격」, 『한일관계사연구』제27집, 한일관계사학회, pp.133-171.（申東揆，2006，〈從『海東諸國紀』看中世日本的國王觀與日本國王使的形象〉，《韓日關係史研究》第27輯，韓日關係史學會，pp.133-171。）
손승철(2008), 「외교적 관점에서 본 조선통신사, 그 기록의 허와 실」, 『한국문학과 예술』제2집, 숭실대학교 한국문학과예술연구소, pp.111-157.（孫承喆，2008，〈從外交觀點看通信使紀錄中的虛與實〉，《韓國文學與藝術》第2輯，崇實大學韓國文學藝術研究院，pp.111-157。）
심민정(2008), 「조선후기 通信使 선발과정 중 三使의 自辟에 대하여」, 『조선통신사연구』제7집, 조선통신사학회, pp.105-127.（Shim, Min-Jung，2008，〈朝鮮後期通信使選拔過程中的三使自辟制度〉，《朝鮮通信使研究》第7輯，朝鮮通信使學會，pp.105-127。）
신익철(2009), 「연행록을 통해본 18세기 전반 한중 서적교류의 양상」, 『태동고전연구』제28집, 한림대학교 태동고전연구소, pp.1-38.（申翼澈，2009，〈從燕行錄看18世紀前半韓中書籍交流狀況〉，《泰東古典研究》第28輯，翰林大學泰東古典研究院，pp.1-38。）
서원남, 이소연(2010), 「문학,문화 : 조선 전기 중국 서적의 사입(賜入)과 구입 -『조선왕조실록(朝鮮王朝實錄)』의 수록 내용을 중심으로」, 『비교문화연구』제19집, 경희대학교 글로벌인문학술원, pp.79-99.（Seo, Won-Nam. Lee, So-Yeon，2010，〈朝鮮前期書籍的賜入與購入—以《朝鮮王朝實錄》內容為中心〉，《比較文學研究》第19輯，比較文學學會，pp.79-99。）
옥영정(2015), 「조선 使臣의 중국서적 수집활동과 그 현존자료에 대한 시론적 고찰」, 『서지학연구』제61집, 한국서지학회, pp.5-29.（玉泳晸，2015，〈朝鮮使臣的中國書籍收集活動與現存資料試析〉，《書誌學研究》第61輯，書誌學會，pp.5-29。）
이현종(2016), 「조선전기 대외사절 파견의 종별과 의미」, 『사학연구』제17권, 한국사학회, pp.35-48.（李鉉淙，1964，〈朝鮮前期對倭使節派遣的種別與意義〉，《史學研究》第17卷，pp.35-48。）
이원식(1985), 「新井白石과 朝鮮通信使」, 『한국문화』제17권, 한국문화연구학회, pp.59-78.（李元植，1985，〈新井白石與朝鮮通信使〉，《韓國文化》第七期，韓國文化研究學會，pp.59-78。）
이원식(1991), 「朝鮮通信使의 訪日과 文化交流 : 使行錄과 筆談唱和集을 中心으로」, 『모산학보』제2집, 동아인문학회, pp.23-48.（李元植，1991，〈朝鮮通信使的訪日與文化交流—以使行錄與筆談唱和集為中心〉，《慕山學報》第2輯，東亞人文學會，pp.23-48。）
이자연(2002), 「조선시대 전기 조선통신사와 일본사신 간의 교역품을 통하여 본 복식문화연구」, 『춘계학술대회』, 복식문화학회, pp.39-41.（李子淵，2002，〈透過朝鮮通信使與日本使臣間貨品交換來看朝鮮前期含日間的服飾交流文化〉，《2002年春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服飾文化學會，pp.39-41。）
이자연(2003), 「1711년 조선통신사 복식에 관한 연구 -삼사신을 중심으로-」, 『복식문화연구』제11권 제4호, 복식문화학회, pp.541-550.（李子淵，2003，〈1711年朝鮮通信使服飾研究—以三使為中心〉，《服飾文化研究》第11卷第4號，服飾文化學會，pp.541-550。）
이자연(2004), 「朝鮮通信使의 路資와 交換禮單으로 본 服飾文化」, 『한복문화』제7집 제2호, 한복문화학회, pp.11-20.（李子淵，2004，〈以朝鮮通信使的路資與服飾禮單來看當時的服飾文化〉，《韓服文化》第七卷，韓服文化學會，pp.11-20。）
이원식(2006), 「통신사와 한일문화교류」, 『조선통신사연구』제2집, 조선통신사학회, pp.5-23.（李元植，2006，〈通信使與韓日文化交流〉，《朝鮮通信使研究》第2輯，朝鮮通信使學會，pp.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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이승민(2012), 「조선후기 對馬島와의 말[馬] 교역과 그 의미」, 『사학연구』제107호, 한국사학회, pp.229-269.（李承敏，2012，〈朝鮮後期與對馬島的馬匹交易與其意義〉，《史學研究》第107號，韓國史學會，pp.229-269。）
이창경(2012), 「조선통신사가 한·일출판문화 발전에 미친 영향」, 『한국출판학연구』제38집 제2호, 한국출판학회, pp.141-161.（Lee, Chang-Kyeong，2012，〈朝鮮通信使對韓日出版文化發展的影響〉，《韓國出版學研究》第38卷第2號，韓國出版學會，pp.141-161。）
이현주(2012), 「조선후기 동래지역 화원 활동과 회화적 특성」, 『역사와 경계』제83집, 부산경남사학회, pp.37-70.（Lee, Hyeon-Ju，2012，〈朝鮮後期東萊地區的畫員活動與繪畫特徵〉，《歷史與疆界》第83號，釜山慶南史學會，pp.37-70。）
이승민(2013), 「조선후기 일본과의 매[鷹] 교역과 그 의미」, 『한일관계사연구』제45집, 한일관계사학회, pp.173-206.（李承敏，2013，〈朝鮮後期與對馬島的鷹交易與其意義〉，《韓日關係史研究》第45輯，韓日關係史學會，pp.173-206。）
이와가타 히사이코(2016), 「조선통신사 연구에 대한 비판적 검토와 제안」, 『지역과 역사』제38호, 부경역사연구소, pp.105-132.（岩方久彥，2016，〈朝鮮通信使研究的批判性檢討與建議〉，《區域與歷史》第38號，府慶歷史研究院，pp.105-132。）
임현채(2021), 「壬辰倭亂期 조선과 일본의 豊臣氏 활용과 그 인식」, 『한일관계사연구』제71집, 한일관계사학회, pp.181-214.（Lim, Hyun-Chae，2021，〈壬辰倭亂期朝鮮與日本的豐臣氏活用範例與認知〉，《韓日關係史研究》第71輯，韓日關係史學會，pp.182-214。）
정은주(2015), 「1811년 신미통신사 빈례(賓禮) 관련 회화 연구」, 『한국학』제38집 제1호,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pp.163-195.（鄭恩珠，2015，〈1811年辛未通信使賓禮相關繪畫研究〉，《韓國學》第38輯第1號，韓國學中央研究院，pp.163-195。）
장순순(2017), 「조선전기 통신사행과 對日外交의 특징」, 『한일관계사연구』제56집, 한일관계사학회, pp.55-94.（張順純，2017，〈朝鮮前期通信使行與對日外交的特徵〉，《韓日關係史研究》第56輯，韓日關係史學會，pp.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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정은영(2019), 「안덕천황(安德天皇) 기사(記事) 탐색에 드러난 조선후기 통신사의 일본 정치체제 인식」, 『인문학연구』제32집, 인천대학교 인문학연구소, pp.207-231.（鄭恩瑛，2019，〈從安德天皇紀錄探尋朝鮮後期通信使對日的政治體制認識〉，《人文學研究》第32輯，仁川大學人文學研究院，pp.207-231。）
진재교(2020), 「조선조 후기 유서(類書)의 형성과정과 지식·정보 분류의 지식사(知識史)」, 『한국실학연구』제40집, 한국실학학회, pp.427-474.（陳在教，2020，〈以知識史的視角看朝鮮後期類書的形成過程與知識、資訊的分類〉，《韓國實學研究》第40號，韓國實學學會，pp.42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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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태문(2004), 「통신사의 해로노정에 반영된 한일문화교류」, 『한민족어문학』제45집, 한민족어문학회, pp.421-448.（韓泰文，2004，〈通信使海路旅程中的韓日文化交流〉，《韓民族語文學》第45輯，韓民族語文學會，pp.421-448。）
한태문(2010), 「조선후기 通信使와 四溟堂」, 『어문연구』제64집, 어문연구학회회, pp.235-256.（韓泰文，2010，〈朝鮮後期通信使與四溟堂〉，《語文研究》第64輯，語文學學會，pp.235-256。）
홍선표(2013), 「日本에 있는 朝鮮 繪畵의 전래 및 존재 유형과 사례」, 『동악미술사학』제14호, 동악미술사학회, pp.13-27.（洪善杓，2013，〈在日朝鮮繪畫的傳入、現存類型與範例研究〉，《東岳美術史學》第14號，東岳美術史學會，pp.13-27。）
홍성덕(2013), 「조선후기 한일외교체제와 대마도의 역할」, 『동북아역사논총』제41호, 동북아역사재단, pp.137-180.（洪誠德，2013，〈朝鮮後期韓日外交體制與對馬島的角色〉，《東北亞歷史論叢》第41輯，東北亞歷史財團，pp.137-180。）
하우봉(2014), 「원중거(元重擧)의 한일관계사 인식 - 『화국지(和國志)』를 중심으로 -」, 『한일관계사연구』제50집, 한일관계사학회, pp.35-68.（河宇鳳，2014，〈元重舉的韓日關係認知—以《和國志》為中心〉，《韓日關係史研究》第50輯，韓日關係史學會，pp.35-68。）
현명철(2016), 「기유약조체제의 붕괴 과정에 대하여」, 『한일관계사연구』제54집, 한일관계사학회, pp.155-192.（玄明喆，2016，〈己酉條約體制的崩潰過程探究〉，《韓日關係史研究》第54輯，韓日關係史學會，pp.155-192。）
하우봉(2017), 「17~19세기 한일 문화교류의 흐름과 의미」, 『대동문화연구』제98집, 성균관대학교 대동문화연구원, pp.269-298.（河宇鳳，2017，〈17至19世紀韓日文化交流的流變與意義〉，《大東文化研究》第98輯，pp.269-298。）
하우봉(2018), 「통신사 연구의 현황과 과제」, 『비교일본학』제43집, 한양대학교 일본학국제비교연구소, pp.1-20.（河宇鳳，2018，〈通信使研究現況與課題〉，《比較日本學》第43輯，漢陽大學日本學國際比較研究院，pp.1-20。）
【韓】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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김형호(2023), 『『星湖僿說』의 지식·정보의 수용과 인용 방식 연구』, 성균관대학교 대학원 동아시아학과 박사학위논문.（金亨淏，2023，《『星湖僿說』的知識情報受容與引用方式研究》，成均館大學東亞研究所 博士學位論文。）
박정슬(2018), 『명·청교체기(1637~1647년) 일본에 대한 조선의 정보 활용 : 대마도와의 교섭을 중심으로』, 서울대학교 대학원 국사학과 석사학위논문.（Park, Jung-Seul，2018，《明清交替期（1637-1647年）朝鮮的對日資訊交流活動：以朝鮮與對馬島的交流為中心》，首爾大學國史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박주현(2019), 『朝鮮通信使 馬上才·樂人 服飾 硏究』, 성균관대학교 대학원 의상학과 박사학위논문.（朴柱炫，2019，《朝鮮通信使馬上才‧樂人服飾研究》，成均館大學服裝研究所 博士學位論文。）
정은영(2014), 『조선후기 통신사행록의 글쓰기 방식과 일본담론 연구』, 부산대학교 대학원 국어국문학과 박사학위논문.（鄭恩瑛，2014，《朝鮮後期通信使行錄的寫作方式與日本談論研究》，釜山大學國語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學位論文。）
정신남(2019), 『明淸時代 朝鮮의 중국정보 수집 : '新聞類 소식지'를 중심으로』, 연세대학교 대학원 사학과 박사학위논문.（丁晨楠，2019，『明淸時代的朝鮮中國資訊收集：以新聞類報紙為中心』，延世大學歷史研究所 博士學位論文。）
장형월(2024), 『LDA모형에 의한 조선왕조-명조시기의외교기록연구--《조선왕조실록》과《명실록》을중심』, 한양대학교 대학원 중국학과 박사학위논문.（張馨月，2024，〈基於LDA模型下的朝鮮王朝-明朝外交記錄研究—以《朝鮮王朝實錄》和《明實錄》為中心〉，漢陽大學中文研究所 博士學位論文。）
한문종(1996), 『朝鮮前期 對日 外交政策 硏究 : 對馬島와의 關係를 중심으로』, 전북대학교 대학원 사학과 박사학위논문. （韓文鍾，1996，《朝鮮前期的對日外交政策研究—以朝鮮與對馬島的外交關係為中心》，全北大學歷史研究所 博士學位論文。）

【韓】電子數位資料庫
東國大學佛教學術院：https://abchome.dongguk.edu/
韓國古典綜合DB : https://db.itkc.or.kr/
韓國史資料庫：https://db.history.go.kr/
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https://encykorea.aks.ac.kr/

【日】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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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榮孝，1966，《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上卷，東京：吉川弘文館。
全國歷史教育研究協議會編，1988，《日本史用語集》，東京：山川出版社。
仲尾宏，2000，《朝鮮通信使と壬辰倭乱：日朝関係史論》，東京：明石書店。
池內敏，2006，《大君外交と「武威」―近世日本の国際秩序と朝鮮観》，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池內敏，2024，《德川幕府朝鮮外交史研究序說》，大阪：清文堂。
辛基秀、仲尾宏合編，1994，《大系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記錄》全8冊，東京，明石書店。
荒野泰典，1988，《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程永超，2021，《華夷変態の東アジア: 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関係史の研究》，大阪：清文堂。
森平雅彥，2013，《モンゴル覇権下の高麗―帝国秩序と王国の対応》，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日】學術論文
笠谷和比古, 「徳川家康の源氏改姓問題」,『日本研究』, 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1997, 33–48.
姜在彥，1995，〈朝鮮通信使所見日本人物考察〉，《月刊韓國文化》第16輯，首爾：韓國文化院，pp.24-26。
荒野泰典，1981，〈大君外交體制的確立〉，《鎖國》，有斐閣，pp.41-63。
李元植，1985，〈新井白石と朝鮮通信史―筆談と唱和を中心に―〉，《近畿文化》第430期，pp.45-67。

【日】電子數位資料庫
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s://www.ndl.go.jp/
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