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下敢在君主深惡痛絕之下結黨爭權，君主的領導方法或能力，一定有所欠缺，縱使英明強幹的君主，如其在重大問題上遲疑不決，或已決定而又起動搖，臣下即可能結黨相爭，如果君主採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利用臣下的對立，以維護君權，也可能引起黨爭；如果君主不能明斷，則君主已失其定分止爭的作用。臣下為求取勝利，自不免結黨以爭，如果君權已經旁落，則君主為求收回權力、或臣僚中之不滿於竊取權力者，亦將結黨以爭，漢、唐、宋、明各代的黨爭無不如此。

故就東漢、中唐、北宋、晚明等黨爭的形成原因來說，均難謂為出於某一單純原因而係由於各種因素的湊合，例如東漢黨爭的形成，君權旁落與取士制度關係取大，仕途壅塞則其助力，中唐牛李黨爭的形成，政策的不同，取士制度，均為主要原因，而君主所採「分而治之」的手段，君不明斷，仕途壅塞，均有助力，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及其反對者的鬥爭，主因即在學術政策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君主的領導方式，亦有重要關係，晚明黨爭的發生，君主的領導無方最為重要原因，品性、地域的不同，

仕途的壅塞，取士制度等，均有關係。

最後我們認為朋黨的形成，一般都是出於「弱者」意識，所謂弱者，亦即自認其利益未被照顧或未被妥善照顧的人，這種人往往構成一個「不滿的利益集團」，不論何時何地，只要有「不滿的利益集團」存在，即可能出現朋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