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代范甯評論《左傳》說：「左傳豔而富，其失也巫」；唐代韓愈認為：「《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宋代朱熹則說：「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巫」、「浮誇」、「理差」，這三項考語成為了《左傳》牢不可滅的印記。《左傳》記載許以神異方式進行的預言，因此有了「巫」、及「浮誇」的批評。朱熹以義理為標準，批評《左傳》以成敗論是非，趨利避害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而這樣功利主義的色彩，在《左傳》的預言中更是明顯。《左傳》中的預言有很明顯的「行道有福」、「違禮失德則害」，以利誘及威脅的方式去鼓勵人們行為能夠有德、合禮，這樣的觀點，自然不能合乎朱熹的思路，故有「理差」的考評。
近代自康有為以來疑古風氣盛行，近人顧頡剛認為：預言為《左傳》中不可信的史料；楊伯峻則以「預言的應驗與否」作為考定《左傳》成書年代的依據。
對於《左傳》中預言的研究集中在巫、浮誇、或作為成書年代的斷限，卻對數量如此龐大的預言缺乏系統性的研究，因此為使對《左傳》的研究能夠更加完整，便以此為題，希冀對《左傳》研究貢獻棉薄之力。
在第二章中，探討了上古時期的思維模式、宗教信仰，史官、卜官藉各種神秘方式進行預言。到了春秋中期以後，眾多的卿大夫以自己的知識、經驗加入預言者的行列，以理性思維的態度，思考人的言行、態度所造成的後果，使預言方式更加理性。
第三章，針對預言分佈的地區、年代作數據上的統計整理，發現預言並非是平均分佈，而是集中在部分諸侯國以及特定的時代階段上。由此可以看出：《左傳》利用時代的混亂，以預言的敘述強化禮樂的重要性。此外，大量的卿大夫加入了預言者的行列，不論是傳統的預言者或卿大夫，都習以理性思維的方式進行預言活動，再次凸顯春秋時代為人文精神昂揚的時代。
第四章從敘事的角度談預言在《左傳》中的功用，探討違禮、失德與人世禍福；道德品質與戰爭勝敗；個人行為與生死榮辱的箇中關係，藉此凸顯《左傳》的作者是有意圖的藉由預言的不斷應驗，達成「使亂臣賊子懼」的歷史功能。
第五章從《左傳》的寫作背景為起點，探討數量龐大的預言敘述的背後，有明顯的儒家觀點，企圖以威脅、利誘的方式說明合禮、有德好處，進而重新恢復社會的秩序。另外，對預言成效亦作檢討。
限於學力，本論文在預言的應驗效度問題、預言是否為後人捏造的問題，雖略有提及，但仍是不足，留待後人補足。

一、 古籍
戰國•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阮元校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12刷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阮元校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12刷
漢•何休解詁，宋•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阮元校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12刷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注疏》（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阮元校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12刷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阮元校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12刷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阮元校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12刷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阮元校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12刷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阮元校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12刷
三國•韋昭註《國語》（清）嘉慶重雕天聖明道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10月再版
漢•司馬遷原著，[日]瀧川龜太郎 著《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3年再版
[日]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3年5月出版
唐•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台北：華正書局，民75年10月初版
清•馬驌 著 徐連城 校點《左傳事緯》，山東：齊魯書社，1992年6月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