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春秋以來，史學醞釀發展，兩千餘年，蔚為一博大精深的學問；歷代編撰之史書，也因之浩如煙海，多至汗牛充棟。以二十五史論之，其部份則有本紀、表、志、類傳、自序、論贊之分；就史書體裁而言，又有紀傳體、編年表、紀事本末體及政書體之別；故與西方史學迥異，自成一體。李宗侗氏即指中國史學之特點，在於有累世不斷之史籍及專掌記注之史官，復重視尊王攘夷與正統觀念，並講究書法之用，以記載陳述之歷史為懲勸之功。故為國家歷史之延續，為社會（方誌）、為家族（家譜、族譜）、為個人（傳記或年譜）修歷史，久成為道德象微，行為標準。中國也因之被推許為特具歷史意識的民族，此實深受中國史學的薰陶有以致之，這正足以顯示史學成為中國文化與民族命脈重要的一環。
及至西力東漸，中國在鴉片戰後，國勢日趨陵夷。梁啓超氏有感於「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貿半焉」，遂首倡「史界革命」，指我中國自兩司馬以下，史書雖繁，卻祇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衹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故「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勵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於萬國者」。故倡「新史學」以補其缺失，主張敘述歷史及人群進化現象，並以生人為本位，求一近於客觀性質的歷史。其所提「中國歷史研究法」之論點，對中國史界貢獻頗大，開新法治史學之先河。民國以來，不乏史學家致力新史學的建立，雖然其中有疑古、考古、釋古等派別的分野，但其目的亦無非在建立具有科學依據的信史，以求得有一良史。一方面就可瞭然過去史實之發展，以為殷鑑；他方面則可總結中國歷史文化的遺產，尋得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民族前途。故「新史學」的研討與建立，實有待於史學界共同努力發展。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之際，追溯一九五八年「厚今薄古」方針的提出，為「史學革命」，要打破傳統的史學體系，而代之以唯物史觀的公式，把中國歷史套上史達林的歷史五階段論（即循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分期）的框框中，而用「以論帶史」的方式，進行對中國史學的改造。影響所及，不僅使中國歷史貼滿了階級標簽，並產生完全不同的歷史解釋體系。這種史學改造的工作，事關中國歷史真象的瞭解、文化遺產的繼承以及民族前途的展望。因此，本論文即由中共史學革命的本質及其發展、演變過程，探討中共是否建立了具有科學依據的信史，從而瞭解以中共的方式所進行的史學改造，是否為一可循的途徑，以作中國史發展的借鑑。是以，在本論文寫作上，筆者主要依據中共出版之書籍、報章、雜誌等資料，對中共史學革命之論點與其發展作一事實之陳述。但以資料散見各處，難免掛一漏萬，僅就中共所著重之問題與要點作為本論文敘述上的架構；再就其所採用之史學方法及當其運用於史、論結合之際，所呈現之表象，來探索其本質。
本論文共五章十八節，首先對中共史學的理論基礎以及共黨對其理論本身之爭論與異化，最後產生史達林欽定的歷史五階段論，作一簡要敘述。其次，則敘述大陸史學界套用唯物史觀來解釋中國歷史，所引起有關中國歷史分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漢民族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及農民戰爭等問題的爭論，而爭論的本身正足以體現唯物史觀與中國具體史實間的矛盾。大陸史學工作者雖以同樣的理論、史料，卻產生不同的歷史理解；使分歧的觀點糾纏不清，尤其是古史分期關於奴隸制之下限於何時，更莫衷一是。因而，繼之乃有「厚今薄古」方針的提出，而其所帶動下的「史學革命」，卻因具體的作法，又引發許多論點的爭執。這些爭執可歸結為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之爭，換言之，亦即史學為當前政治服務之爭，最後則演變成史學二帥的整肅。此後，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中共開始進行史學的重塑，確定古史分期的界限，完成中國歷史五階段的分期；並配合政治運動，進行批孔揚秦、反儒尊法，編造儒法鬥爭史，對歷史人物作全面的評估。
經由中共史學發展的探討，可以發現其特徵，是在伴隨著對大陸史學家不斷地清算、整肅而賴以建立紅專的史學隊伍；在政治掛帥下，依據黨性原則，要求史學為當前政治服務。其所採史學改造是「以論帶史」的方式，所造成的現象是當史實與理論不相符合時，並不修正「具有普遍性真理」的歷史唯物論，而卻修改史實本身；因此，產生對史料與史實的曲解，以作為理論的注腳。故本論文的結論認為，中共史學革命的推展，是基於具有局限性的基礎上，它所形成的歷史解釋體系，僅是一個玄學的假解說；其目的在於為其所標示的無產階級專政服務，而實質上，卻形成政爭的工具。因此，為求現代化過程中，史學仍能發揮其對民族、國家、社會之持續與整合的功能，科學的歷史事實的重建與完善解釋體系的闡明，有待國人的努力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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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共黨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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