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當局自願性盈餘預測行為的動機及其行為的模式，與一個國家或社會相關之法律環境及資訊環境息息相關。台灣相關之法律及資訊環境與美國有相當大的差異，表現在台灣上市公司管理當局自願性盈餘預測行為上最大的特色，便是多數的上市公司都曾藉由自願性盈餘預測向投資者傳達公司未來盈餘的預期，並且有相當多的公司對同一年的盈餘作兩次或兩次以上的預測。與美國平均不到25%的公司會作自願性盈餘預測（作兩次預測以上的公司則更屬異數）的現象截然不同。

然而台灣目前相關之研究，似乎忽略了台灣資料所呈現的特徵，僅套用美國研究方法分析台灣資料，即利用配對的方式，以Logit或Probit模式分析“有”自願性盈餘預測公司及“沒有”自願性盈餘預測公司的特徵，幾乎完全忽視台灣所呈現的特徵－－即管理當局自願性盈餘預測次數及高比例的公司都曾揭露盈餘預測。以配對的方式，並以二分法的Logit或Probit模式分析，其估計不但是不一致及偏誤的，亦可能因為人為過度簡化資料，而喪失某些資訊。有鑑於目前國內相關研究可能的缺失，本研究不但透過樣本篩選（使樣本分配接近母體分配），利用Logit及Probit模式分析“有”自願性盈餘預測公司及“沒有”自願性盈餘預測公司的特徵外，更利用波爾松迴歸模式（Poisson Regresson Model）分析影響自願性盈餘預測次數的因素，並與Logit及Probit模式分析結果加以比較，看是否有喪失資訊的情況；期能對管理當局自願性盈餘預測行為的動機有較完整的瞭解。

本研究收集民國74年至84年間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的資料，並根據現有相關之理論，探討下列八個可能影響台灣上市公司管理當局自願性盈餘預測行為的影響，這八個因素分別為：好消息、經營績效、盈餘的變異性、會計盈餘與股票報酬的相關性、公司規模、募集新資本、股權結構及資本結構；此外，亦考慮民國80年6月實施的強制性財務預測制度，是否會對管理當局自願性盈餘預測行為產生排斥效果。

實證結果顯示，當公司經營績效越好及管理當局擁有好消息時，較會揭露盈餘預測，符合訊號假說。此外，公司與債權人之間的代理問題越嚴重，管理當局越會揭露盈餘預測。最後，實證結果也一致地顯示，強制性財務預測制度的實施，的確會降低管理當局自願性盈餘預測的意願。至於在美國相關研究，普遍有顯著影響力的公司規模、募集新資本、股權結構及盈餘變異性等因素，在台灣則無顯著的影響力。台灣的實證結果與美國有相當大的差異，但這些差異似乎正反映台灣特有的相關法律及資訊環境。最後，比較Logit及Probit模式分析結果與波爾松迴歸模式分析結果發現，如果忽視自願性盈餘預測次數，僅分析有無自願性盈餘預測，的確有喪失資訊的現象。

本研究的主要貢獻，除了豐富台灣相關文獻外，主要係針對台灣資料所呈現之特性，嘗試設計符合台灣資料特性的研究方法，除了期使能對相關的研究問題有較完整的瞭解外，亦提供台灣相關研究另一種新的研究設計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