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採用敘事行動研究，以我與冤案平反者蘇建和的相遇做為知識生產空間。研究的起點，我嘗試以社工的專業位置進場，藉由主流助人專業的「創傷」視框，探究蘇建和的冤案生命敘事。然在與蘇建和的互動交流中，他經由對我的熱情關懷、幽默風趣等自我主體的展現，反向挑戰我不將其視為「蘇建和案的蘇建和」。

於是，我的問題意識與行動位置產生了轉折，我開始在與蘇建和生活實踐的對話裡，拆解各種鑲嵌在我身上的主流價值：實證典範的學術框架、「專業身分」及「問題解決」的助人價值、弱勢者的他者社會想像，重新找到與蘇建和以「朋友」互動的位置。

在與蘇建和做「朋友」的交會裡，我聽見蘇建和如何重新框架自我的生命敘事，我的他者生命經驗也跟著被召喚，進一步促成我展開與父母的對話、訪談，反身解構我苦痛的生命敘事，以此形塑出我們相遇的故事。

本研究的知識生成：1.相遇的知識：在我與蘇建和的生命敘事中，「愛與正義」是我們共同的核心生命能量，引領我們改寫苦痛敘事。2.另類的助人工作知識取徑：從助人者轉向朋友的互動歷程裡，我意識到「互相陪伴的日常關照」、「開放自我的深化同理」、「情感連動的生命召喚」、「經驗相互參照的智慧」、「關係帶來的個體增能與行動勇氣」、「療癒苦難是多層次的回應行動」的重要性，並針對未來有意願走向冤案的助人工作者提出以下建議：「懸置理性的助人知識框架」、「不以問題修復為目標，讓冤案平反者領航」、「冤案的生命敘事是鑲嵌在生態系統上」。最後，從「個人敘事」指出未來「社會行動」的可能。

This study adopts narrative action research, taking my encounter with Su Chien-ho, a survivor of wrongful conviction, as a space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At the outset of the research, I entered the field from a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 position and employed the dominant trauma-oriented framework of helping professions to explore Su’s life narrative. However, through ongoing interactions, Su manifested his subjectivity through his warmth, humor, and vitality, challenging me to see him as a whole person rather than merely “a victim of wrongful conviction.”

Consequently, a shift occurred in my research consciousness and active positioning. Through a praxis-based dialogue with Su, I began to deconstruct the various mainstream values embedded within me: the academic framework of the positivist paradigm, the helping values associated with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roblem-solving,” and the social imagination of the marginalized as “the Other.” In doing so, I redefined my position in interacting with Su simply as a “friend.”

Through the space of friendship with Su Chien-ho, I was able to hear how he reframed his own life narrative. This process evoked my own lived experiences as an “Other,” leading me to reflexively deconstruct my life story and engage in dialogues and interviews with my parents. Together, these elements shaped the story of our encounter.

The knowledge generated in this study unfolds in two key dimensions. First, the knowledge of encounter: across our intertwined life narratives, “love and justice” served as our shared core life energies, guiding us to rewrite narratives of suffering. Second,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through the transition from “helper” to “friend,” I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companionship in daily care,” “deepened empathy through the sharing of my own vulnerability,” “the summoning of life stories through emotional resonance,” “wisdom drawn from reciprocal experiential learning,” “relational empowerment,” and “viewing the healing of suffering as a multi-layered, responsive action.” Based on these insights, this study offers recommendations for helping professionals who intend to engage with wrongful conviction cases, including: suspending rationaliz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frameworks to allow genuine emotions to emerge; relinquishing “problem-repair” as the primary goal to let exonerees take the lead; and recognizing that the life narratives of exonerees are embedded within broader ecological systems. Finally, starting from personal narratives, this study points toward the possibilities of future socia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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