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持退休後一般生活或適當生活的主要方式有自我預防、企業預防與團體預防。自我預防方式不具有所得重分配與世代間移轉功能。長期來說，自我預防方式的保障功能受到了考驗。
　　企業預防方式亦是多元化的保障方案之一。如果一個國家的企業都很重視而且有能力付出退休金給退休勞工，無論是透過政府的給付制度設計或是透過團體協商的方式，則退休後的生活維持的水準便大大的提高。我國的現行企業退休金制度，採行一種強制的雇主責任制，制度的設計導因於延期工資的理論，我們且看實施的成效：極低的提撥率，顯示不受提撥單位，也就是企業單位的青睞；極少的員工受益，那是因為轉換企業，即年資中斷，以及通常企業都存活不到能領退休金的規定年限。因此我們不能期待這樣的制度，來保障退休後的一般生活水準，它也許能保障某一些人，但是不能因此而將多數人的退休後生活維持，寄託於成效不彰的現行企業退休金制度。基於雇主的強制責任的不彰，顯示雇主的強迫性的完全負擔責任，顯然是過重，然而，筆者並不反對企業基於激勵或經營策略而給予退休者退休金，但是，我們可以透過一種共同分擔的方式達到退休者所得保障的效果，減輕雇主的負擔，則強制性的方式便不會遭受太大的反彈。
　　社會保險強調社會適當性，卻也不忽視個人公平性。社會保險必須透過個人公平性的運作，才有可能實現更高於退休後經常性消費支出的維持，也由於個人公平性有助於向上的進取心與社會的進步，因此「所得愈高者給付愈高」的原則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社會保險也具有世代移轉的功能，也具有風險分散的效果。團體預防的社會保險方式，參與者多，包括不同的世代；財源分散，例如勞工保險，包括雇主、受雇者的保費以及政府稅收等，雖然強制性，但是不會使任何一方負擔太大，而且受益者也最多。
　　定額年金制的給付水準皆相同，給付與保險費率均一，然而因個人投保薪資不同，因此保費不同，所得高者所繳的保費高，而給付額與繳保費低的低所得者相同，如此產生了高所得者貼補低所得者的所得重分配效果。定額年金制的給付水準，是以維持退休後基本生活消費為目的，因此必須計算退休後的基本消費水準。基本消費水準的衡量，筆者認為除了日常的食衣住行等消費之外，還必須納入社會參與等的精神文化消費，因此應以退休後的個人經常性消費支出來衡量。
　　若是在勞工保險之內，設立定額的基礎年金制，則勞工保險成為定額與所得相關兩個部分的雙層年金制，定額部分與所得相關部分合計約為60%的給付水準，所得相關部分的給付水準約為32.69%。
　　勞基法退休金制度在功成身退改以團體協商之際，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對於已在職者提供一種「選擇權」。已在職者如果認為選擇舊制對其較為有利，可以選擇舊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