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近代中國的「新法家」理論構建者陳啟天為核心，探討法家思想在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創造性轉化。法家作為先秦重要的思想流派，深刻地影響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但長期處於「陽儒陰法」的潛性發展狀態。直到近代中國面臨列強船堅炮利的侵略，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力挽狂瀾，重新發掘法家在富國強兵與國家制度建設上的現實意義。遂本文的研究重點主要分為三大維度：
首先，在概念界定與分期標準上。考察「法家」一詞在中國歷史演變，界定法家為一門中國純政治學。對於學術界對法家發展史的分期理論主要以喻中「法家三期論」為主。但在時間劃分與代表人物認定上存在爭議，進而提出以「政治體制」為核心的法家分期新論，將舊法家界定為「專制法家」（君主專制政治學）、新法家界定為「民主法家」（民主憲政政治學），從而化解分期爭議。
其次，在法家思想的創造性轉化方面。比較韓非和陳啟天的理論體系。透過分析人性論（從「趨利避害」到「因時引導」）、價值觀（從「尊君重國」到「國家主義」的愛國昇華）、歷史觀（從歷史演化論到社會進化論）及權力結構（對法、術、勢的現代詮釋），揭櫫陳啟天如何將君主專制的先秦法家轉化為民主新法家，具備「六化」（國家化、國防化、法治化、民主化、工業化、科學化）的近代民族國家建設理論。
再者，本文嘗試性建構「法家傳統四要素」分析框架：法治、集體主義、務實、改革。以務實、改革作為內在驅動力，法治、集體主義作為執行實踐手段，四要素構成法家作為一門政治學說的邏輯體系。進而提出分層判準模型，作為辨別法家思想純正度的理論模型。
再進一步以管仲、王安石、梁啟超為例，驗證該分析框架的解釋力，指出管仲有法家先驅的特質但非純正法家。王安石是理想主義的儒家人物，在熙寧變法中以儒家思想為主要思想指導，非以往所認定的法家、半儒半法。梁啟超在法治、集體、務實、改革四要素的參數上皆高度契合，可視為新法家之先驅。此外，本文反思此方法論的內在局限，包括化約主義風險、四要素間的內在張力關係，以及其適用範圍之邊界。
最後，本文在結論上指出法家的當代意義，分別從政治、社會、經濟三大方面談起。指出法家的當代意義離不開儒家，反之亦然。儒法相輔相成，取長補短，才能在當代社會體現其最大化價值。
本研究除了系統性介紹陳啟天的「新法家」思想，還透過「法家傳統四要素」的建構，為兩千年的法家思想史，提供一套客觀性，可操作性的分析工具，並為當代中國法治建設，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討論提供歷史借鑑。

Focusing mainly on Chen Qitia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or of “Neo-Legalism” in modern China,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Legalist 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As an important school of thought in the pre-Qin period, Legalism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but for a long time remained in a latent state of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Yang Ru Yin Fa. It was not until modern China faced foreign imperialist aggression that Chinese intellectuals, with an aim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crisis and reverse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rediscovere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Legalism in enriching the country, strengthening the military, and building state institutions. Therefore, 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
First, in terms of conceptual definition and standards of periodizati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erm “Legalism” in China is examined, and Legalism is defined as a form of pur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 for the theories of periodization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Legalism in the academic field, Yu Zhong’s “Three-Period Theory of Legalism” is mainly adopted. However, there ar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representative figures. Therefore, a new theory of Legalist periodiz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as its core is proposed, defining Old Legalism as “Autocratic Legalism” (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monarchical autocracy) and Neo-Legalism as “Democratic Legalism” (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so as to resolve the controversies over periodization.
Second, in terms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Legalist thought, the theoretical systems of Han Fei and Chen Qitian are compar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from “seeking benefits and avoiding harm” to “guidance according to the times”), values (from “respecting the ruler and emphasizing the state” to the patriotic sublimation of “nationalism”), views of history (from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evolu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fa, shu, and shi), the study reveals how Chen Qitian transformed the pre-Qin Legalism of monarchical autocracy into democratic Neo-Legalism, and developed a theory of modern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Six Transformations”: nationalization, defense mobilization, legal institution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scientific advancement.
Thir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Four Elements of the Legalist Tradition” is tentatively constructed: rule of law, collectivism, pragmatism, and reform. Pragmatism and reform are taken a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while rule of law and collectivism are taken as the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and practice. The four elements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logical system of Legalism as a political theory. On this basis, a hierarchical criterion model is further proposed as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identifying the degree of purity of Legalist thought.
Furthermore, Guan Zhong, Wang Anshi, and Liang Qichao are taken as examples to examin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analysis points out that Guan Zhong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ioneer of Legalism, but was not a pure Legalist. Wang Anshi was an idealistic Confucian figure, and during the Xining Reform, Confucian thought was taken as his main ideological guidance. Therefore, he was neither a Legalist nor half-Confucian and half-Legalist as previously considered. Liang Qichao highly conforms to the parameters of all four elements of rule of law, collectivism, pragmatism, and reform, and can be regarded as a pioneer of Neo-Legalism. In addition, the internal limitations of this methodology are reflected upon, including the risk of reductionism, the internal tensions among the four elements, and the boundaries of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
Finally,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Legalism is discuss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politics,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Legalism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Confucianism, and vice versa. Only when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draw on each other’s strengths can their value be maximized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addition to systematically introducing Chen Qitian’s “Neo-Legalist” thought, this stud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r Elements of the Legalist Tradition,” provides an objective and operable analytical tool for the two-thousand-year history of Legalist thought, and provides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discuss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一、古籍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臺灣古籍，2001年。
（春秋）管仲著，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戰國）莊子著，（清）郭慶藩撰：《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註：《韓非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75年。
（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註：《韓非子新校註》，上海：上海書局，2000年。
（戰國）韓非著，張覺譯：《韓非子釋譯》，臺北：臺灣古籍，2002年。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漢）賈誼著，王洲明注評：《新書》，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
（魏）王弼註，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魏）劉邵著，劉君祖撰述：《人物志》，臺北：金楓印行，1986年。
（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入嚴靈峯編：《無求備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
（唐）魏徵合編：《隋書》，臺北：中華書局，1982年。
（唐）魏徵合編：《群書治要》，臺北：世界書局，2011年。
（宋）王安石撰，王水照主編，聶安福整理：《王安石文集》全10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元）脫脫等著：《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清）李鴻章：《李鴻章全集》第5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清）紀昀等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清）孫詒讓，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清）章太炎：《訄書》，呼和浩特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
（清）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收入《民國叢書》編委會編輯：《民國叢書》第4編（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
 
二、專著
方立天：《方立天文集》第9卷，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6年。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撃》，臺北：時報文化，1985年。
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增訂版，臺北：允晨文化，2020年。
王邦雄：《韓非子的哲學》，臺北：東大圖書出版，2020年。
王宏斌：《中國帝王術》，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
王亞軍：《法家思想小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
王  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增訂版，臺北：政大出版社出版，2017年。
王雲五主編，王夢歐註釋：《禮記今註今譯．曲禮上》上下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方慶秋編：《中國青年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
王曉波：《先秦法家思想史論》，臺北：聯經出版，1991年。
王讚源：《中國法家哲學》，臺北：東大出版，1989年。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收入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臺北：聯經出版，2003年。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收入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9冊，臺北：聯經出版，2003年。
朱瑞祥：《韓非政治思想之剖析》，臺北：黎明文化，1990年。
池萬興：《先秦文化和《管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谷  方：《韓非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宋玉波：《民主憲政比較研究》，臺北：韋伯文化，2004年。
呂世倫主編：《西方法律思想源流論》第2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
李存山：《商鞅評傳——為秦開帝業的改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
邵先鋒：《《管子》與《晏子春秋》治國思想比較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
吳秀英：《韓非子研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
宋洪兵：《韓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宋洪兵：《循法成德：韓非子真精神的當代詮釋》，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
宋洪兵、孫家洲編：《韓非子解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李海生：《法相尊嚴：近現代的先秦法家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余家菊：《國家主義教育學》，上海：中華書局，1926年。
車淑婭：《《韓非子》詞彙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
李喜所、元青：《梁啟超傳》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3年。
李  新總主編：《中華民國史．人物傳》卷1，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李義彬編：《中國青年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李  增：《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先秦法家法理、政治、哲學》，臺北：編譯館，2001年。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
李  璜：《學鈍室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1973年。
李  璜、陳啟天等著：《新中國文化運動》，成都：國魂書店，1940年。
巫寶三：《管子經濟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周世輔：《《管子》經濟政策與民生思想》，臺北：幼獅文藝，1971年。
周俊敏：《《管子》經濟倫理思想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
周勛初：《周勛初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
林毓生著，丘慧芬編：《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
武樹臣主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武樹臣、李力著：《法家思想與法家精神》，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
侯外廬等著：《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上下冊，臺北：水牛文化事業，2001年。
胡家聰：《管子新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胡  適：《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姚蒸民：《法家哲學》，臺北：東大圖書出版，1986年。
姚蒸民：《韓非子通論》，臺北：東大圖書，1999年。
陳正茂編：《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全11輯，臺北：國史館，1993年。
陳正茂等編：《曾琦先生文集》上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陳正茂編：《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論集》，臺北：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1996年。
陳正茂：《醒獅精神——青年黨人物群像》，臺北：秀威資訊，2008年。
高吉臨：《管子法律思想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學院法律學研究所，1971年。
高亨注釋：《商君書注釋》全4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新詮》，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郭沫若：《十批判書》，上海：羣益出版社，1948年。
郭沫若、王元化等著，傅杰選編：《韓非子二十講》，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
陳  拱：《韓非思想論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郭秋永：《社會科學方法論》，臺北：五南圖書，2010年。
高柏園：《韓非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
陳啟天：《應用教育社會學》，上海：上海中華書局，1925年。
陳啟天：《胡曾左平亂要旨》，上海：大陸書局，1933年。
陳啟天：《民族的反省與努力》，重慶：獨立出版社，1938年。
陳啟天：《抗戰與人生觀改造問題》，重慶：國論社，1938年。
陳啟天：《韓非及其政治學》，臺北：獨立出版社，1940年。
陳啟天：《韓非子校釋》，上海：中華書局，1941年。
陳啟天：《張居正評傳》修訂版，上海：中華書局，1944年。
陳啟天：《民主的真諦》，臺北：華國出版社，1950年。
陳啟天：《中國政治哲學概論》，臺北：華國出版社，1951年。
陳啟天：《應用教育社會學》，上海：上海中華書局，1951年。
陳啟天：《新社會哲學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
陳啟天：《民主憲政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
陳啟天：《政論選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
陳啟天：《寄園回憶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
陳啟天：《商君書校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
陳啟天：《反俄與反共》，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
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陳啟天：《中國法家概論》，收編《民國叢書》編委會編輯：《民國叢書》第4編，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
陳啟天：《商鞅評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
陳啟天：《莊子淺說》，臺北：中華書局，2015年。
陳啟天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陳啟天先生紀念集》，臺北：中國青年黨中央黨部，1985年。
陳啟天等著：《國防中心論》，上海：上海大光書局，1937年。
耿雲卿：《法秦法律思想與自然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
孫開泰：《法家史話》，臺北：國家出版社，2004年。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徐復觀著，李維武編：《徐復觀文集》修訂本1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徐漢昌：《韓非的法學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孫實明：《韓非思想新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新知三聯，1996年。
陳獨秀：《陳獨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陳蕙娟：《韓非子哲學新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
時顯群：《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對國家主義派的反攻》，廣州：國民政府內總政治部，1926年。
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北京：三聯書店，1982年。
許建良：《先秦法家的道德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康  珮：《商君書》與商鞅治道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2008年。
張素貞：《韓非子思想體系》，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79年。
張  純、王曉波著：《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梁啟雄：《荀子柬釋》，收入《民國叢書》編委會編輯：《民國叢書》第5編，上海：上海書店，1996年。
梁啟雄：《韓子淺解》，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26年。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梁啟超：《歐游心影錄節錄》，上海：中華書局，1937年。
梁啟超：《梁啟超論中國法制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梁啟超等編：《中國六大政治家》全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曹道衡、沈玉成、郭詠志譯注：《韓非子譯注》，臺北：建安出版社，1997年。
常燕生等著：《生物史觀研究》，上海：上海光大書局，1936年。
曹  謙：《韓非法治論》，收編《民國叢書》編委會編輯：《民國叢書》第4編，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
張  覺：〈歷代《韓非子》研究述評〉，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編輯委員會編：《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7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353-367。
張  覺：〈現代《韓非子》研究述評〉，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編輯委員會編：《傳統中國研究集刊》（9、10合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655-673。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臺中：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58年。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惲代英：《惲代英文集》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黃欣周編，沈雲龍校：《常燕生先生遺集》全8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黃欣周編，沈雲龍校：《常燕先生遺集補編》全2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童書業：《童書業著作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許富宏撰：《慎子集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曾業英編：《蔡松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黃瑞雲：《韓非法政思想批判——兼論近代法政思想之演變》，臺北：編著者，1989年。
程燎原：《重新發現法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彭鴻程：《秦漢韓非子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14年。
馮耀明：《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9年。
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收編《民國叢書》編委會編輯：《民國叢書》第1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楊向奎：《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雷慧兒：《梁啟超的治國之道——人才主義的理想與實踐》，臺北：東大圖書，1989年。
楊曉婷：《韓非子統御術》，臺北：絲路出版社，1994年。
熊十力：《韓非子評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年。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共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蒙文通：《蒙文通全集》，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
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
鄭永年：《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
鄭永年、楊麗君著：《中國崛起不可承受之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趙守正：《《管子》經濟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9年。
漆  俠：《王安石變法》，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趙曉耕：《韓非子》，香港：中華書局，2000年。
厲以寧：《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
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臺北：文史哲，1986年。
蔣重躍：《韓非子的政治思想》，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
劉毓慶、李蹊譯注：《詩經》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蔡榮桐：《韓非子思想管窺》，臺北：臺灣書局，1988年。
劉澤華、葛荃主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訂本，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收編《民國叢書》編委會編輯：《民國叢書》第1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蕭楚紅：《顯微鏡下醒獅派》，北京：中國青年社，1925年。
錢  穆：《中國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
戴東雄：《從法實證主義之觀點論中國法家思想》，臺北：三文印書館，1982年。
戴東雄：《管子的法律思想》，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年。
韓延龍主編：《法律史論集》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
謝無量：《韓非》，上海：中華書局，1932年。
謝雲飛：《韓非子析論》，臺北：大林書店，1973年。
謝雲飛：《管子析論》，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
魏治勛：《新法家法治論》，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
羅志平：《民族主義：理論、類型與學者》，臺北：旺文社，2005年。
Kellas, James G.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91.
Kemp, Walter A.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A basic contradi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三、外文譯著
（日）太田方：《韓非子翼毳》，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
（日）宇野精一編，林茂松譯：《中國思想（三）墨家．法家．邏輯》，臺北：幼獅文化，1977年。
（法）孟德斯鳩（Montesquieu）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美）包弼德著（Peter Kees Bol），（新加坡）王昌偉譯：《歷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
（美）約翰．H. 威格摩爾（Wigmore, John Henry）著，何勤華、李秀清、郭光東等譯：《世界法系概覽》上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美）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著，結構群譯：《動機與人格》，臺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年。
（美）H. W. 埃爾曼（Henry W. Ehrmann）著，賀衛方、高鴻鈞翻譯：《比較法律文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
（美）富勒（Lon L. Fuller）著，鄭戈譯：《法律的道德性》，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美）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Albert Shils）著，傅鏗、呂樂譯：《論傳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美）塞繆爾．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臺北：五南圖書出版，1994年。
（美）劉子健著，張鈺翰譯：《宋代中國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英）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謝宗林、李華夏合譯：《國富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
（英）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著，謝宗林譯：《道德情感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2018年。
（英）哈特（H. L. A. Hart）著，許家馨、李冠宜譯：《法律的概念》第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
（英）約翰．奧斯丁（John Austin）著，劉星譯：《法理學的範圍》，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
（馬來）鄭良樹：《商君書及其學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
（馬來）鄭良樹：《韓非之著述及思想》，臺北：臺灣書局，1993年。
（馬來）鄭良樹：《商鞅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1998年。
（馬來）鄭良樹：《韓非子知見書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
（德）韋伯（Max Weber）著，顧忠華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德）韋伯（Max Weber）著，張旺山譯：《韋伯方法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2013年。
 
四、學位論文
王柏涵：《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與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之比較》，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年。
李文遠：《中國近代進化史觀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中國近代哲學博士論文，2011年。
李志民：《陳啟天《韓非子校釋》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20年。
吳  建：《王安石政治實踐中的哲學思想》，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哲學碩士論文，2021年。
李茂祝：《國家主義視野下的法家思想——陳啟天新法家思想研究研究》，廣州：華南師範大學中國哲學碩士論文，2008年。
李俊瑩：《陳啟天「新法家」思想研究》，重慶：西南大學民商法學碩士論文，2013年。
肖海豔：《陳啟天國家主義思想研究(1923-1945)》，杭州：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博士論文，2010年。
杜婭琴：《常燕生國家觀念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碩士論文，2015年。
位會芝：《法家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復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2009年。
李獻禮：《中國青年黨的抗戰建國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2007年。
林正欣：《中國青年黨來臺後之現況及發展》，桃園：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碩士論文，2015年。
姚銀科：《國家主義派政治思想研究一一以20世紀20年代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政治學理論碩士論文，2012年。
陳弘學：《先秦諸子法思想探析——當代視域的解讀與重構，以儒墨道法四家為主要考察對象》，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孫承希：《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思想之演變》，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博士論文，2002年。
高偉軍：《常燕生國家主義思想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博士論文，2016年。
陶敏華：《古典法家思想在近代的復興——「新法家」對「大變局」的思考》，杭州：浙江大學法學理論碩士論文，2013年。
陳雲卿：《中國青年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
徐漢昌：《管子思想之綜合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8年。
張少鵬：《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博士論文，2005年。
張玉雲：《先秦法家法治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復興》，重慶：西南大學民商法學碩士論文，2018年。
張立洋：《先秦法家在近現代中國》，濟南：山東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
張羽田：《清末民國韓非子學復興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法律史碩士論文，2025年。
畢明良：《王安石政治哲學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哲學博士論文，2012年。
張林祥：《《商君書》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6年。
張雁羽：《陳啟天的「人治」觀及當代意義》，濟南：山東大學法律碩士（法學）碩士論文，2019年。
景芳芳：《尊儒重法：王安石法律思想研究》，重慶：西南政法大學法律史碩士論文，2015年。
曾  科：《國家主義與20世紀20年代的文化、政治思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論文，2014年。
彭紹國：《常乃惪政治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2017年。
彭葉飛：《國家主義之夢——中國青年黨建國理論研究》，成都：四川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2009年。
楊  青：《王安石法律思想研究》，合肥：安徽大學法律（法學）碩士論文，2022年。
楊  玲：《先秦法家思想比較研究——以《管子》《商君書》《韓非子》為中心》，杭州：浙江大學古典文獻學．中國文化博士論文，2005年。
趙志超：《先秦法家與兵家關係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古代思想史博士論文，2012年。
劉玄龍：《論中國法治的新法家傳統》，武漢：武漢大學法學、法學理論博士論文，2021年。
劉昊林：《論法家傳統的形成與演進》，烏魯木齊：新疆大學法律（法學）碩士論文，2023年。
劉  洋：《闡釋與重構——韓非子研究新論》，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博士論文，2004年。
黎冠忠：《中國青年黨的意識形態（1924-1928）》，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年。
薛  燕：《「至善」與「至上」：國家共同體的建構——中國近代國家主義思想研究》，上海：同濟大學中國哲學博士論文，2023年。
羅家旺：《中國近代國家主義思想研究——基於國家主義派的理論考察》，福州：廈門大學政治學理論博士論文，2020年。
 
五、期刊論文
丁四新：〈王安石性命論思想研究（下）〉，《思想與文化》2014年第12輯，頁165-202。
王人博：〈一個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對中國法家思想的現代闡釋〉，《法學論壇》第18卷第1期，2003年1月5日，頁13-26。
王  名、藍煜昕、王玉寶、陶  澤：〈第三次分配：理論實踐與政策建議〉，《中國行政管理》2020年第3期，頁101-105。
王汎森：〈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數理人文》第6期，2015年10月，頁80-92。
王耀海：〈法家傳統的現代適域〉，《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1期，頁233-242。
史革新：〈試論晚清諸子學的興起〉，《史學月刊》2006年第2期，頁38-45。
田躍鳴、甘尚昆：〈初探陳啟天的「新法家主義」思想〉《法制與社會》2009年，頁384。
任健峰、杜曉娜：〈權力的生成，掌握與運作——法家勢治思想澄釋〉，《管子學刊》2022年第2期，頁104-115。
宋林飛：〈第三次分配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學海》2007年第3期，頁68-72。
周國正：〈人我間道德同感的參照起點——孔子的「己」與亞當斯密的旁觀者〉，《清華學報》第43卷第3期，2013年9月，頁461-480。
周熾成：〈略論法家的智性傳統——兼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學術研究》2004年第2期，頁12-16。
周熾成：〈韓非子之學的復興與新法家的產生：20世紀初、中期的歷史回顧〉，《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頁129-135。
周熾成：〈荀子乃性樸論者，非性惡論者〉，〈邯鄲學院學報〉第22卷第4期，2012年2月，頁24-31。
周熾成：〈先秦有法家嗎？兼論「法家」的概念及儒法關係〉，《哲學研究》2017年第4期，頁48-55。
肖海燕：〈陳啟天與20年代中期收回教育權運動——兼談國家主義教育思潮〉，《歷史教學》2009年第4期，頁32-36。
肖海豔：〈試論陳啟天的民主憲政觀〉，《湖南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1卷第1期，2009年1月，頁1-4。
肖海豔：〈陳啟天民主風度論探析〉，《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6期，2009年11月，頁66-71。
肖海豔：〈陳啟天的國家主義教育思想探析〉，《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6期，頁246-249。
肖海豔：〈陳啟天的「新法家」與中國青年黨的國家主義〉，《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3年，頁44-56。
李傳利：〈現代化視域下陳啟天「新國家主義」思想探析〉，《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5期，2015年9月，頁68-73。
李傳利：〈陳啟天「新法家」思想源起探析〉，《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4期，2016年7月，頁126-130。
李傳利：〈抗戰時期陳啟天「新國民」建設思想探析〉，《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1期（2017年1月），頁132-136。
姚彥淇：〈當代學者對孔子「知天命」詮釋綜述〉，《漢學研究通訊》第29卷第4期，2010年11月，頁16-26。
陳晨捷：〈荀子性惡論辯證〉，《東嶽論叢》第45卷第5期，2024年5月，頁94-101。
高華平：〈論先秦法家及楚國法家思想的歷史演變〉，《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3卷第6期，2013年，頁123-137。
陳禮彰：〈從常變、古今看荀子與韓非之歷史觀的差異〉，《中國學術年刊》（春季號）第40期，2018年3月，頁27-52。
章  可：〈清末民初「傳統」的出現：概念史視角的考察〉，《史學月刊》2020年第4期，頁123-131。
張圻福：〈論醒獅派〉，《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1期，頁123-131。
張  英：〈中國近代進化史觀探究〉，《理論探討》2003年第2期，頁38-40。
梁  濤：〈荀子人性論辨正——論荀子的性惡、心善說〉，《哲學研究》2015年第5期，頁71-80。
張  覺：〈陳奇猷《韓非新校注》偽校偽注初揭〉，《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頁131-141。
喻  中：〈顯隱之間：百年中國的「新法家」思潮〉，《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頁73-82。
喻  中：〈法家第三期：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思想史解釋〉，《法學評論》第30卷第1期，2015年1月，頁13-19。
喻  中：〈法家三期論〉，《法學評論》2016年第3期，頁173-184。
喻永慶：〈近代教育期刊主編與近代教育的發展——以《中華教育界》主編陳啟天為例〉，《教育文化論壇》2014年第3期，頁62-69。
黃俊傑：〈中國古代儒家歷史思維的方法及其運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期，1993年3月，頁361-390。
程燎原：〈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義」〉，《中國法學》2008年第5期，頁30-45。
程燎原：〈論「新法家」陳啟天的「新法治觀」〉，《政法論壇》第27卷第3期，2009年5月，頁3-18。
程燎原：〈常燕生的「新法家思想」〉，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3期，2017年5月，頁44。
彭鴻程：〈近百年韓非研究綜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2年第2期，頁94-98。
楊文森：〈第三次分配發展的正式制度缺失與構建——以共同富裕為視角〉，《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頁76-80。
詹  康：〈再探韓非道論〉，《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2020年11月，頁1-28。
路德斌：〈荀子人性論：性朴、性惡與心之偽——荀子人性論之邏輯架構及理路〉，《邯鄲學院學報》第25卷第1期，2015年3月，頁60-70。
董曉彤：〈毛澤東評點秦始皇〉，《黨史博采》2023年第1期，頁4-11。
廖名春：〈荀子人性論的再考察〉，《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2年第6期，頁70-76。
趙  薇、王  彪：〈世紀二三十年代「新法家」學說簡論〉，《國學學刊》2019年第1期，頁119-144。
劉昕傑：〈法與時轉則治：陳啟天「新法家」思想析論〉，收入陳明、朱漢民主編：《原道》第39輯，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164-176。
錢大軍：〈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家傳統及其價值〉，《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8卷第6期，2018年11月，頁42-51。
錢錦宇：〈新「法家三期說」的理論闡述——法家思想史斷代的幾個問題〉，《東方法學》2016年第4期，頁123-131。
錢錦宇：〈法家思想的近世續造——以陳啟天的「新法家理論」為中心〉，《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1期，頁217-228。
鄺柏林：〈從古代傳統的變易史觀到近代歷史進化論〉，《孔子研究》第3期，1988年7月，頁76-85
韓  偉：〈明代法家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理論探索》2017年第1期，頁31-36。
韓  偉：〈法家三期論的理論創新和時代價值〉，《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3期，2017年5月，頁62-69。
薛  燕：〈人法合一：陳啟天新法家思想再思考〉，《長春師範大學學報》第39卷第5期，2020年5月，頁33-37。
魏治勛：〈陳啟天「新國家主義」法治思想及其當代價值〉，《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8卷第6期，2018年11月，頁33-41。
譚  凱：〈亂世重典：陳啟天「新法家主義」思想平議〉，《湖南第一師範學院學報》第16卷第1期，2016年2月，頁101-105。
（日）佐藤將之：〈《荀子》的人「性」論是否為《韓非子》「人」觀的基礎〉，《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頁104-117。
（日）佐藤將之：〈中國大陸、臺灣、日本的《韓非子》研究〉，《漢學研究集刊》第26期，2018年6月，頁157-198。
（韓）孫承希：〈析國家主義派的「新法家主義」與「生物史觀」〉，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3年第3期，頁109-116。
Fung, Edmund S. K. “The Alternative of Loyal Opposition: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and Chinese Democracy, 1937-1949.” Modern China 17, no. 2 (1991): 260-289.
 
六、網路資料
付子堂：〈中國新法家回溯、反思與展望〉，參見：https://larats.chinalaw.org.cn/portal/article/index/id/1427.html，瀏覽日期：115年4月8日。
宋洪兵：〈進化史視域中的法家〉參見：https://news.gmw.cn/2020-04/04/content_33714158.htm，瀏覽日期：115年4月8日。
陳弘毅：〈對古代法家思想傳統的現代反思〉，參見：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7208.html，瀏覽日期：115年4月8日。
梁治平：〈法治：社會轉型時期的制度建構——對中國法律現代化運動的一個內在觀察〉，參見：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69-mcs-2000-issue-2/534-2012-01-03-12-11-40.html，瀏覽日期：115年4月8日。
張夢九：〈憶少年中國學會〉（選載），參見：https://p.udpweb.com/bio/view/bio0350020032，瀏覽日期：115年4月10日。
Acton, Lord. “Acton-Creighton Correspondence Letter 1.”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  https://oll.libertyfund.org/pages/acton-creighton-correspondence-1887 （瀏覽日期：2026年6月29日）。
 
七、資料庫
《中國近代圖書全文資料庫（1840-1949）》，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出版，臺灣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出版，臺灣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