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都市更新制度自1960年代法制化以來，歷經在《都市計畫法》下政府主導、徵收與區段徵收為核心的層級治理模式，逐步轉向《都市更新條例》下結合市場誘因、民間實施者、都市更新會與權利變換機制的混合治理模式。此一制度變遷雖擴大了都市更新的推動能量，並使都市更新空間治理產生由地區尺度擴展至全市、地區、單元等多層次架構的再尺度化現象，然而其治理成效並未充分回應都市更新所追求之計畫性、整體性、都市機能復甦與公共利益增進。本研究以制度變遷、再尺度化、制度性集體行動與多尺度後設治理為理論基礎，透過文獻分析、制度史回顧、全國都市更新案件資料調查、深度訪談及臺日制度比較，分析臺灣都市更新各空間尺度的治理結構、關鍵行動者互動與實施成效。
研究發現，臺灣都市更新制度雖已形成多尺度治理架構，但國家、全市、地區與單元尺度之間缺乏有效銜接，導致上位政策指引薄弱、都市更新計畫功能空洞化、區位誘因失衡、個案審議取代空間規劃，以及更新單元規模微型化等問題。尤其在市場導向與容積獎勵制度主導下，更新案件多依循土地產權條件、房地產市場利益與財務可行性推動，造成都市更新區位零星散布、規模偏小、內容偏向住宅重建，呈現明顯的空間碎片化現象。相較之下，日本都市再生及市街地再開發制度透過都市再生方針、都市再開發方針、地區計畫及事業計畫之分層銜接，展現較清晰的跨尺度治理結構，足供臺灣制度重構參考。
本研究建議，臺灣都市更新不宜僅停留於加速審議或增加誘因的思維窠臼，而應回到空間治理制度進行重構。《更新條例》之修法，應明確建立國家、全市、地區與單元尺度之分層計畫體系，並在各尺度間有所制度銜接。例如應賦予地方政府訂定全市尺度的【都市更新整體計畫】之權責，透過【都市更新基本方針】訂定，發揮上位指導功能；強化地區尺度的【都市更新計畫】實質效力，確實引導個別都市更新事業推進。如此方能將零散的個案更新轉化為具空間引導性、公共性與永續性的整體行動。

Since the legalization of Taiwan’s urban renewal system in the 1960s, it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has evolved from a hierarchical governance model under the Urban Planning Act, characterized by government-led implementation, expropriation, and zone expropriation, toward a hybrid governance model under the Urban Renewal Act, incorporating market incentives, private implementers, urban renewal associations, and the rights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lthough this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has expanded the capacity for promoting urban renewal and has generated a process of rescaling in the spatial governance of urban renewal—from a primarily district-based scale to a multi-layered structure encompassing the citywide, district, and renewal-unit scales—its governance outcomes have not fully responded to the objectives of planning rationality, spatial integration, urban funct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public interest.
Drawing on theori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rescaling,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and multi-scalar meta-governance, this study employs literature analysis, institutional-historical review, a nationwide survey of urban renewal project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aiwanese and Japanese systems. It examines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teractions among key actors, and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across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within Taiwan’s urban renewal system.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Taiwan has developed a multi-scalar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urban renewal, effective coordination among the national, citywide, district, and renewal-unit scales remains insufficient. This has resulted in weak upper-level policy guidance, the hollowing-out of urban renewal plans, imbalanced locational incentives, the substitution of case-by-case review for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miniaturization of renewal-unit scales. In particular, under the dominance of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s and floor area ratio bonus systems, urban renewal projects tend to be driven by landownership conditions, real estate market interests, and financial feasibility. Consequently, urban renewal projects are spatially scattered, limited in scale, and predominantly oriented towards residential reconstruction, thereby revealing a pronounced pattern of spatial fragmentation.
By contrast, Japan’s urban regeneration and urban redevelopment systems demonstrate a clearer cross-scalar governance structure through the layered articulation of urban regeneration policies, urban redevelopment policies, district plans, and project plans. This provides a useful institutional reference for restructuring Taiwan’s urban renewal system.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aiwan’s urban renewal should not remain confined within the conventional logic of accelerating review procedures or increasing incentives. Instead, it should return to the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governance. Future amendments to the Urban Renewal Act should explicitly establish a hierarchical planning system across the national, citywide, district, and renewal-unit scales, while ensuring institutional linkages among these scales. For exampl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be granted clear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formulate a citywide Comprehensive Urban Renewal Plan, which would perform an upper-level guiding funct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Basic Urban Renewal Polic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substantive effectiveness of district-scale Urban Renewal Pla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o as to effectively gui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ividual urban renewal projects. Only through such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can fragmented, case-by-case renewal be transformed into an integrated collective action characterized by spatial guidance, publicness, and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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